（转帖）太阳舰队 法国海军的兴衰 1624—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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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舰队 法国海军的兴衰 1624—1692
漠骆
当阳光于1692年6月5日的清晨再次回到圣瓦斯特•拉乌格(Saint Vast-la Hogue)——这个位于法国科唐坦半岛西部的浅水港口之时，拥挤在这个城市内的大小军官们都知道，他们心中的太阳再也不能出现在东方的海平面上了。

在赢得了一场彻底捍卫法兰西荣誉的舰队决战之后——那艘满载法国海军与舰队司令图尔维尔(Tourville)光荣的旗舰，那艘满载112门青铜火炮、在17世纪的海洋上无比强大的一级战舰，那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华丽精致的巴洛克战舰，那艘以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神圣称号所命名的皇家太阳号(Soleil Royal)——随着三天前一声震彻港湾的巨响，在瑟堡浅滩那撕裂天幕的光芒中爆沉。在接下来的两天中，路易十四的王家舰队损失了最为精锐的15艘战列舰，图尔维尔率领出航的舰队有超过三分之一在各处浅滩上被焚毁。

法国海军的巅峰时代结束了。在那辉煌的五十年中，法国海军从一批残破的舢板起家，在黎塞留(Richelieu)、科尔贝尔(Colbert)与塞涅莱侯爵（Marquis de Seignelay）的护佑下，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光芒照耀下，先后挫败各大海上列强——西班牙，荷兰，乃至英国——成长为一度执掌大西洋与地中海两大水域的海上力量。然而，却又是如此迅速的凋零在历史的尘埃中。

让我们沿着这缕穿透海面的光芒回溯，回溯到那太阳初升的时代——那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时代，那以千万人的鲜血书写王国与国王的荣光的时代，重新审视法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发展、巅峰与凋零，走进这幕三百年前的伟大史诗，这颗虽燃尽却永远炫目的太阳……
黎明前的欧罗巴
1598年，随着法王亨利三世（HenriIII）遇刺身亡，亨利•德•波旁（Henri deBourbon）被拥为法兰西王国国王，史称亨利四世（Henri IV），从此开启了法国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波旁王朝（House of Bourbon）时代。在他高尚品德与明智策略的影响下，法国境内长期敌对的新教与天主教徒通过《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达成了宝贵的和解，经济与财政也获得了长足的恢复与发展。这一切，为法兰西在百年后跃为冠绝世界的一等强国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他的时代，法国并未彻底改变以往的分裂状态。国王不得不在地方诸侯、新旧教教徒以及新旧贵族等各派势力的妥协中困难地决断，王国的军队因受制于各种因素而显得单薄疲弱。

12年后，被誉为亨利大帝（Henri le Grand）的亨利四世在出行时离奇遇刺，9岁的长子继位，史称路易十三（LouisXIII）。他的母亲，王太后玛丽•德•美蒂奇（Marie de Medici），被任命为摄政王，在国王亲政前统治王国。1614年，王太后的亲信、昂克尔公爵、元帅孔契尼（ConcinoConcini）发动政变，用一群他自以为可轻易控制住的新人重组政府，自任首相，独掌大权。在新政府中，一名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的三十岁男子受命为外交国务大臣（Secrétaires d’état，在法兰西王国，国务大臣约等于今日之各位内阁部长，分理不同政务）。这个看似憔悴苍老的人，就是曾在1614年三级议会中因出色口才而受瞩目的教士、未来威震天下的红衣主教，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617年，不甘为傀儡的路易十三对他的母亲发起了反击。在宫廷争斗中，首相孔契尼被杀，其亲信几乎全被血腥清洗。惊慌失措的玛丽逃往布鲁瓦，利用自己的势力组织叛军与国王——自己的亲生儿子——对抗。年轻的国王面对王太后无可奈何，在这僵持的时刻，黎塞留出现在帷幕前，在这对兵锋相向的母子间周旋调解。最终王太后于1620年重返巴黎，而黎塞留则获得了王权的支持与信任，随即被晋升为红衣主教。4年后，1624年4月29日，他被柔弱善良的路易十三授予首相职务。从此，黎塞留手握相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正如大仲马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成为了法兰西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侧，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家族的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在宗教改革造成的教派矛盾中走向了衰败。在尼德兰，在由宗教因素引发的尼德兰革命中，荷兰、泽兰与乌德勒支执政、被称为“沉默者”的拿骚•迪伦伯格伯爵、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William I)取得了北部新教七省独立的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联省共和国（今荷兰王国）。独立后的尼德兰由于造船业与商业带来的滚滚财富一跃而成为大国之一，走上了为国家独立地位而奋斗的道路。而在疆域更为广阔的神圣罗马帝国——今天的德国，由于《奥格斯堡宗教合约》(The 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的漏洞与新旧教的对立，以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Friedrich)为首的新教国家联盟与受到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在1606年之后形成了对峙状态。帝国已经走向末路，一盘散沙。
控制着西班牙王位与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两大宝座，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哈布斯堡王朝决心遏制帝国的分裂趋势。此时，西班牙的陆军横行天下，未曾一败；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遍及欧陆，权势熏天。但是，一个反对他们的同盟正在欧洲秘密缔结：奥兰治-拿骚家族（House ofOrange-Nassau）统治下的北尼德兰七省不愿意看到哈布斯堡家族在自己东面与南面同时出现统一、强盛的邻邦；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当时强大的北欧国度——对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港湾与领土虎视眈眈。而在詹姆士一世（James I）统治下的英国正随时准备从世仇西班牙手中获得更大的海外利益，扩展自己的势力。
战争的阴云在天边集结。1618年，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波西米亚地区——今捷克——发生新教徒叛乱。叛军迅速攻陷布拉格，宣布捷克独立。随着这一巨变，帝国境内的新旧教联盟两大阵营正式宣战，席卷欧陆的三十年战争以德意志内战的形式爆发。两年僵持后，西班牙增援的、数目为敌方两倍的天主教大军决定性地击溃了新教联盟，并收复布拉格。英王詹姆士一世对一切大为震惊。在他的策动下，帝国的敌人——早已做好战备、受到天主教联盟胜利刺激的丹麦、七省与瑞典——在接下来的17年中先后加入新教徒联盟，决定共同扼杀哈布斯堡家族在北欧的一切势力。双方的大军不断投入战场，整个欧洲大陆被笼罩在浓厚的硝烟中。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硝烟背后，一个魅影已开始策划一个比遏制哈布斯堡王朝更大的图谋。黎塞留决定，让同样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与德国的衰败成为法兰西崛起的第一道献祭。
阿波罗之父
黎塞留正是一个兼具雷霆的气魄、天神的意志以及创造秩序的神圣责任感的人。1624年，他的时代开始了。这位貌不惊人、看上去病恹恹的中年人，一旦穿上那件红色的主教法袍，便具有了无比伦比的威严。在十八年的治国生涯中，他将以非凡的手段扫除国内王权的一切障碍，击退胡格诺派、地方诸侯、世袭新贵族以及外国势力一轮又一轮的反扑，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法兰西王国。

但在这场将彻底改变欧洲权力分配的战争的前十七年，他没有迅速将国家投入战争。在战争之初，黎塞留必须优先解决国内的事务。而在法国统一之后，仍有诸多因素让他困扰。黎塞留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此时，他仍不得不顾及到宗教的巨大影响。法国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他是教会的红衣主教，而哈布斯堡势力的信仰与之相同，且获得了罗马教皇的支持。被重创国内的反对势力无时不刻不想重新夺权，如果法国想加入战争，黎塞留就必须先彻底消除他们对王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兰西的武装力量——包括在黎塞留就任首相时几乎不存在的海军——仍无法与强大的西班牙抗衡。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弥补。于是，法国宣布中立，沉默地增强王国的力量。

尽管外交是沉默的，但黎塞留的上任却给沉寂多时的法国内部带来了一阵新风。1624年被认为是现代法国海军的诞生时刻。为了强调国家与民族、而非家族与血缘的重要性，黎塞留将法国海军的正式名称由王家海军（Marine royale）更替为国家海军（Marine nationale）。法国海军至今仍沿袭着这一称谓。同年，他又从讷韦尔公爵（Duke of Nevers）手中购得4只小型战舰，成为了这支太阳舰队的第一批船只。1626年，首相开始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他强令国内一切割据势力拆除设防的城堡，撤销大小贵族所掌握的一切军队；增加税率、鼓励生产以充盈国库；用王家军队与死刑消除一切抵抗。同年，黎塞留设置航海与贸易大师(Grand-Maître de laNavigation et Commerce，后又改称航海大师Grand-Maître de la Navigation)职务，并亲自担任。次年，他又撤销了掌控于贵族亨利二世•德•蒙特朗西（Henri II de Montmorency）之手、名存实亡、此时已毫无作用的法兰西海军元帅（Amiral de France）职位，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收归中央政府。蒙特朗西后于1632年参与叛乱，被黎塞留处决。随后，首相将有关海外贸易、海军以及港口的一切事务集中到由他控制的海军国务大臣手中，现代意义上的法国海军部形成了。同时，他又发布《海洋法令》，开始将法国的港湾与一切沿海土地收归中央政府；将一切现有作战船只编入新成立的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他还在自己名下成立了专门的海军军官培养机构。黎塞留开始了对长期消亡、名不副实的法国海军的伟大革命，按他的话说，就是“让税收与军队摆脱那些危险而独立的贵族之手，让它们重归国王，把它们交给尽责的政府官员。”这，就是现代法国海军的开端，这支太阳舰队的起始。
严酷的事实让法国首相在改革伊始便体验到了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性。在开始改革的同一年——1626年——黎塞留亲自领军从陆路围困了胡格诺派叛乱者最后的壁垒，滨海的拉罗歇尔。在王家军队面前，叛军负隅顽抗。而拉罗歇尔，这座有五百年历史的坚固要塞，让红衣主教无力取得迅速胜利。法国急需一支舰队切断要塞与荷兰、英国新教徒之间的海上交通。
此时，尚未经过扩充的海军仍保持着长期以来羸弱不堪的状态。在大西洋，他们只有一些近海小艇；在地中海，也仅仅存在11艘大桨战舰，而其状态甚至难以一战。黎塞留希望租借一支荷兰舰队，但七省议会以新教徒的船只不能搭载天主教士兵为由驳回了他的请求，只愿意提供部分运输船。6月，首相收到情报：对法国与天主教充满敌意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已派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率领由8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驰援拉罗歇尔。危机最终以法军提前占领要塞海口处岛礁、制止英国海军与城内叛军汇合而得到暂时缓解，但法国在此集结的大部分舰艇被英军付之一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受到补给与疫病困扰的白金汉公爵仍不断试图进攻。最终，黎塞留令4000名工人在一道阻塞线上修建起一道长达1400余米、被称为“黎塞留之堤”的巨大海墙，彻底阻断了要塞的海路。1628年10月，在海路被封锁14个月后，拉罗歇尔终于被攻陷。围城过程中舰队的重要性对黎塞留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法国缺失一支可供作战的舰队，因英国海军的封锁，刚刚扩充的法国商船队在围城期间无一艘可以安全驶入英吉利海峡。

于是，在结束围攻几个月后，黎塞留就开始着手建立一支海军。他决定将地中海上的大桨战船扩充到40艘——然而由于大桨船需要的人手极多，不久便将计划降低至24艘。而在大西洋上，他要建立一支由三个分队、46艘风帆战舰组成的舰队。1627年，红衣主教便从荷兰造船厂购置到第一批船只，其中最大的皇家号（Royal）拥有52门火炮。一旦加入对西班牙的战争，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两只舰队就能同时对哈布斯堡王朝从西班牙到西属尼德兰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航路展开袭击。

长久以来，红衣主教对西班牙、英国与荷兰从海洋上所获得的利益羡慕不已。作为一名当时的重商主义者，他相信，海洋贸易的职能就是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攫取贵重金属，从而在战争期间能以此组建并维持强大的国家军队。而此时此刻，法国的商船队规模几乎可以忽略；造船工厂几乎为零，而仅有的海港也维修不善；水手数量也极少。在执行重要运输任务时，法国不得不从英国和荷兰租借船只。黎塞留决定，首先为国家建立一支庞大的商船队，为王国赚得源源不断的海洋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1627年，他建立了海洋事务局（Conseil de Marine）处理航海商业事务。同年，由该局发布他亲拟的命令：所有同法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必须使用法国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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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法国的势力开始向海外进军。法国首相建立了法国西印度公司，在西印度群岛为法国夺取了第一块殖民地。他又在加拿大成立了新法兰西公司，以促进法国势力在北美沿着圣劳伦斯河的扩展。在大西洋上，他成立了专门的贸易机构——著名的莫尔比昂公司，以期最终与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他还运用外交手段，在土耳其、波斯与俄国为本国的商人开辟市场。1629年，他甚至以国王的名义保证，只要贵族们愿意将财产投入海外贸易中，便可以免除他们因改革而在社会上受到的压迫。同时，政府也切实地保护国内企业，让资本的所有者愿意在海外冒险。这一年，黎塞留彻底击败了胡格诺叛乱教徒，与之达成《阿莱斯和约》(Peace of Alais)，使之无法组织力量威胁政府。黎塞留与丹麦签订条约，使法国可在较低的税率下与北欧汉萨同盟进行贸易。两年后，将有70余艘法国商船驰骋于波罗的海，而在之前，这种状况根本无法想象。贸易的发展与税务改革让国库前所未有的充盈，而这又反过来促进着贸易与造船业的发展。同年，他将控制于贵族之手的两支舰队以210万法郎的代价收回。1629年末，拉罗谢尔船厂开始自主建造第一艘大型风帆战舰——装备68门火炮的王冠号（La Couronne），而风帆舰队的规模也已达到27艘。到1631年，法国几乎完全抛弃宗教羁绊，决定开始对新教联盟的全面援助。现在，他要让混战中的所有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让法国轻而易举地获得最后的胜利。

   1634年，中央集权的法国海军的最后一道内部障碍被突破了：身负无数世俗官职的红衣主教“被”任命为法国大桨舰队统帅（Généraldes Galères de France）。最初，它等同于实质上的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但在黎塞留之前，它已成为了贵族的头衔。而随着风帆战舰的发展，这一职务所能控制的海军规模也由最初的整只舰队变为仅是地中海中的大桨舰队。但即便如此，由于其存在且拥有它的冈迪家族（Gondi Family）对王室有重要影响力，大桨舰队始终未置于航海与贸易大师的亲自管辖之下。黎塞留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拿出五十六万法郎的巨款，从贵族手中买下了这一职务，将调遣舰队的最后一道权力收归中央——即他自己。然而，这名舰队统帅并未将大桨舰队纳入已经建立的、由同样是自己职位的航海贸易大师领导的海军系统。这确是他治下法国海军制度的一大欠缺，但在此刻却更为显著地凸显出了主教个人的尊荣。日后，由于大桨战船部队在海战中的地位逐渐完全被风帆战舰所取代，并在1748年正式取消，这一头衔渐渐沦为虚名，缺陷也就不那么突出了。

    到三十年代中期，法国的海洋计划基本得以实现。尽管无法与英国荷兰相比，但王国至少拥有了一支自己的商船队。地中海沿岸的马赛、土伦与大西洋沿岸的布雷斯特、勒哈弗尔以及埠湖瓦日（Brouage）被开辟为海军基地，每处建立一支舰队——大西洋沿岸由风帆战舰组成，称西方舰队（Flotte du Ponant），地中海则以大桨战船为主，称东方舰队（Flottedu Levant）。法国海军已拥有30余艘各型风帆战舰与20余艘大桨战船，而在法国与荷兰的船厂中正不停地加紧建造新的船只。这支朝气蓬勃、不断发展的舰队已然使两大海上霸主感到了恐慌。但是，此时的法国海军在各个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重要的火炮铸造与海军物资仓库的全部由私人承包负责；战舰几乎完全由荷兰人设计建造；法国仍然缺乏自己的专业海军造船厂——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法国第一艘自制大型战舰王冠号仅仅是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家私人船厂完成的。这也说明,尽管法国舰队的规模已达前所未有，但其战舰的质量并不十分可靠，而且也缺乏长期的维护保养。在完成后不到五年，仅仅参加了数次作战的王冠号——这艘当时的巨舰——就因各种原因不再适于出海作战。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贯穿着黎塞留的海军改革。不过，这远不足以抹杀他重建了一支由现代意义上海军的伟大成就。同时，黎塞留对法国内部的彻底改造也基本完成。他为波旁王朝已建立起一个强势、高效、富裕的中央集权政府，利用国家机器摧毁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与制度。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一流强国。黎塞留俨然是这个古老而崭新的国度的缔造者。

1634年8月27日，神圣罗马帝国与西班牙联军在纳德林根战役（Battle ofNördlingen）中击溃新教联军，新教联盟方面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瑞典溃败，而丹麦大军更是撤兵回国。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哈布斯堡王朝倾斜。一个月后，西班牙大军沿莱茵河挺进西属尼德兰，随时准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军队一道进军法兰西。老谋深算的黎塞留终于下定决心。1635年5月，在向荷兰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援军之后，法国向西班牙宣战。这场宗教战争的真实目的终于暴露——一场埋葬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之战。

尽管黎塞留全力备战，但此时的法国军人无论战术或经验都无法与身经百战的西班牙士兵抗衡。同时，尽管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战略大家，但在军事战略方面，黎塞留的能力却显得有限。开战之初，法国陆军同时在尼德兰、莱茵河流域与北意大利发动进攻，并在北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支援当地叛乱，随即遭到严重挫败。在海上，1635年9月，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大桨舰队攻占了地中海中的法国领土——雷林岛（Lerins Islands），并将之开辟为海军基地，严重威胁土伦。1636年初，天主教联军侵入国境，直逼巴黎。

此时，天主教联军的补给主要通过西班牙—北意大利—德意志—西属尼德兰的线路实现，而西班牙-法属尼德兰航线则由于强大的荷兰海军的存在被切断。这样一来，大西洋上的舰队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而地中海形势则变得至关重要起来。1636年6月，黎塞留令海军上将亨利•德埃斯库本•德•苏迪（Henri d'Escoubleau de Sourdis）将大西洋舰队所有能调出的舰艇——包括此时法国海军可用最大的船只、从荷兰购置的52炮战舰海军上将号（Amiral）（即前文提到的皇家号。该舰在数年内多次更名，曾用名有国王之舰号Vaisseau du Roi、国王巨舰号Grand Vaisseau du Roi，1634年更名为海军上将号。在它被调入地中海时，强大的王冠号尚未完成最后的建造收尾）——集结起来，驶向土伦港。在一次试图夺回失地的两栖进攻遭到失败后，法国舰队转而对西班牙与意大利北部的港口与其间航线进行封锁，以试图截断敌军运输线的方式减轻巴黎前线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法西两国的大桨舰队与风帆战舰间不断上演着一出出规模虽不大却无比激烈的海上交锋。


在陆地上，在经历初期的失败后，由强大国家机器驱动的法国大军越战越勇，而英勇奋战的天主教联军则在四面围攻中逐渐陷入了困境。1637年，法军开始反攻。5月，遭到长期封锁的雷林岛被德•苏迪收复，地中海战场的压力陡然减轻。在继续进行了一年的封锁作战后，1638年春，半数战舰被重新调入大西洋。德•苏迪首要的任务，便是封锁加泰罗尼亚海岸。此时，西班牙海军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北的比斯开湾沿岸毫无防备，只备有十余艘大桨战船。
1638年7月22日，由德•苏迪率领的、由6艘载炮30到50门之间的二级战舰与5艘纵火船组成的一支分舰队，在萨拉戈萨（Zaragoza）附近的戈特利亚（Guetaria）海岸与一支由12艘大桨战船——几乎是西班牙在这一海域所有的战舰——组成的西班牙舰队展开激战。面对停泊在港湾入口的敌舰队，法军司令在迅速驶近后率先发起猛烈的炮击。西班牙水兵们匆忙砍断了锚链，划起长桨，扬起风帆，却因位于下风且靠近海岸而无法改变不利阵位。虽然战船的数量是法国人的两倍，但单舰炮力却不如对方的风帆战舰，何况敌人已经抢占先机，正在全力开火。突袭开始不久，西班牙旗舰便被法军集中炮火击沉，顿时让剩下的舰队士气崩溃，陷入一片混乱中。天时也站在法国人一边。在观测了海流的方向后，德•苏迪放出了所有的纵火船。在17世纪的海洋上，纵火船的地位毫不亚于近现代的鱼雷。一发鱼雷命中或许无法击沉一艘船舶，但纵火船的一次成功的攻击却足以烧毁最强大的木质战舰。如果无法在它接近前将之摧毁，一切船只所面临的便只有毁灭。燃着熊熊火光的小艇在几名勇士的操纵下顺流而行，直入敌舰阵。剩余的、已遭物质与精神双重重创的11艘战船见此场景，再也无法坚持作战，挥动大桨夺路而逃，却陷入到海岸线浅滩附近的暗礁丛中。最终，这些舰只或被烧毁，或触礁沉没，无一幸免。一整支舰队全军覆没，西班牙在比斯开湾的海军力量被完全摧毁了。据称，有1500至4000名西班牙军人在这次迅猛的袭击中丧生，而法军的损失则微不足道。这场海战被称为戈特利亚大捷（Victoires de Guétaria），是法国海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规作战，也是法国海上力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次作战，法国人取得了完胜。但是两周后，这支舰队的作战目的却完全失败了。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大孔代之父）指挥的一万二千人的法国陆军部队以七千人的巨大损失惨败于西班牙。更糟糕的是，海军上将在遭受责难后试图将责任推卸到下级军官上，引起各界的广泛不满。

同年，一名年轻的军官登上法国海军的舞台：黎塞留的外甥、年仅17岁的让•阿尔芒•德•麦勒•布雷泽（JeanArmand de Maillé Brézé）被首相任命为西部舰队司令。尽管麦勒•布雷泽是贵胄之后（其父为路易十三的亲卫队长），又是红衣主教的血亲，但他绝非庸辈。在此之前，黎塞留甚至曾短暂地让他担任航海与贸易大师的职位，特意培养这位年轻人处理海军事物的兴趣与能力。
     在法国海军的第一次胜利一年后，大西洋上的敌人终于在强大的荷兰舰队面前消亡了。1639年9月18日，荷兰海军上将特龙普（Maerten Harpertszoon Tromp）在海上发现了一支强大的西班牙护航舰队，于是集结附近舰队对其进行跟踪袭扰。西班牙海军此行的目的是向被封锁的西属尼德兰战场增援一万多名陆军士兵，因此并未向实力弱得多的荷兰舰队发起反击。他们人知道世界第一的荷兰海军定会尽全力进攻，于是在完成运送任务后先一步出航，下锚于英格兰南岸的唐斯港(Downs)，希望以附近停泊的英国舰队与恶劣的海况为威胁，使荷兰人放弃开战。然而，特龙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敌人。10月21日清晨，一支由117艘风帆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悬挂着橙白蓝三色旗杀向唐斯港。这就是著名的唐斯海战（Bttleof Downs），其战斗过程与一年前法国人的胜利极为类似。荷兰人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损失则微不足道，而西班牙死伤超过七千人，近80艘战舰中有超过一半被摧毁或俘获。西班牙海军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了大西洋。这是特龙普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

1640年，原被西班牙控制为傀儡的葡萄牙宣布独立，随即向西班牙宣战。由于大西洋的敌人已不复存在，而地中海上的作战任务又繁重起来，法国海军的战略中心再次被转移到地中海上来，又一次开始与西班牙大桨舰队的长期较量。麦勒•布雷泽在一年前接过黎塞留大桨舰队统帅的职位，转而成为东方地中海战场的最高级指挥官。这一年，他20岁。同时，他也接过了黎塞留自西班牙手中夺取西地中海制海权的图谋。法国舰队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支援西班牙东北加泰罗尼亚已成气候的叛乱，实行海路封锁。具体而言，就是保护己方航线，而切断敌人的水路补给。7月27日，麦勒•布雷泽在加迪斯沿海截获并击败了一支专门向封锁区提供物资的西班牙舰队，并在战斗中采用了两面夹击的战术，将5至6艘西班牙船只烧毁。但由于桨船无须依靠风势的灵活性，西班牙仍保持了对此地区的持续补给。然而，该地最终为法国占领，直至1648年的投石党之乱（Fronde）爆发，才由西班牙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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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麦勒•布雷泽舰队又被调入大西洋，以布雷斯特为基地支援葡萄牙的反西斗争。同年，在地中海上，复出的德•苏迪遭遇了法国海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当时，德•苏迪率领的由32艘风帆战舰、14艘大桨船组成的法国地中海舰队主力与陆军一道合围了西班牙的达拉功（Tarragone）要塞。西班牙海军集结了41艘大桨船与5艘轻帆船，意欲强行突破封锁，向城市运送紧缺的生活补给。指挥这支舰队的是西班牙海军上将唐•加西亚•德•托莱多（Don Garcia de Toledo），一位富有经验的将领与水手。6月30日，两支强大的舰队首次接触。西班牙舰队实力不凡，但由于德•苏迪下锚于达拉功港口附近，他们要完成任务仍十分艰难。然而，上帝却站在他们一边。当西班牙人出现时，海面平静无风，正有利于大桨船作战。两支舰队摆开阵势，在较远距离展开炮战。此时，西班牙的大桨战舰在微风的海面不断调整着队列展开火力；而法国舰队则各自为战，大型风帆战舰笨拙地在水面挪动着。尽管如此，法军仍扼守着港口。7月4日，一场大雾混杂着双方的硝烟笼罩了港口。是时，西军司令抓住机会，将己方舰队分为三路，以两翼牵制法舰，中路集结主力向港内突击。最终，最为重要的食物运输船进入了港口，而其代价是损失15艘大桨船——3艘被俘，12艘被法军的密集炮火击毁。这一次失利再次让德•苏迪在国内受到抨击，但西班牙上将也因巨大的损失而遭到责难。

8月20日，德•托莱多卷土重来。这一次，他麾下聚集的是由30艘风帆战舰、29艘大桨船、4艘轻帆船与65艘运输船的庞大舰队。而德•苏迪舰队的实力与上一次达拉功海战时相差无几：26艘风帆战舰、19艘大桨船、4艘纵火船与8艘轻帆船。德•托莱多首先将运输舰队下锚于港外，随后率领舰队主动发起攻击。同时，第一次作战中残存的29艘大桨船也从港内策应，对法国舰队形成两面夹攻。德•苏迪尽管给西班牙人造成了足够大的损伤，但仍被迫撤退。西班牙补给舰队的到来会彻底改变了达拉功的战情，长时期封锁取得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了。8月25日，德•苏迪撤围回国，达拉功围城战宣告失败。

波旁王朝在大海上的荣誉在一年后得到偿还。1642年，麦勒•布雷泽在布雷斯特集结了一支分舰队，重返地中海。5月25日，他来到巴塞罗那港外，重整了一支41艘风帆战舰、17艘大桨战船与13艘纵火船的舰队，准备向附近的即将前往支援佩尼皮昂（Perpignan）的西班牙海军发起突袭。7月1日，他首次遇到了由42艘风帆战舰与6艘纵火船组成的西班牙主力舰队。尽管海况极为恶劣，但法国舰队在年轻而勇敢的司令官的率领下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与严整的队形。相反，西班牙舰队则战阵零落，突然遭到法军袭击便大乱阵脚，随之放弃原定任务，溃散开去。在随后的三天，麦勒•布雷泽向败退的敌人发起追击，重创西班牙舰队，使之损失两千余人，而己方伤亡不足其四分之一。但由于海况恶劣，法国舰队试图摧毁敌舰的多次纵火船攻势一无所获，反而因海流突变烧毁了自己一艘大型主力战舰。西班牙人得以收拾舰队，向南遁至马洛卡岛（Mallorca），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中都不敢再出动出击。麦勒•布雷泽阻止敌舰队的目的完全地达成了。

战争的进程如同红衣主教设计的一般进行着。海军的发展蒸蒸日上：截止1642年，王国已经拥有60艘风帆战舰与35艘大桨战舰。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被带入了无底的深渊，法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但缔造这一切的伟大人物却不能看到这一天了。1641年，黎塞留的健康状况已经急转直下。主教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于是，他将他的事业托付给他最忠诚能干的追随者，意大利人尤勒•马萨林（Jules Mazarin）。黎塞留并不指望马萨林能完成法国的霸业，却认定他的能力至少能保护他用毕生效忠的王国与国王。

1642年12月4日，被病痛折磨多时、一生从未安歇的黎塞留终于获得了永恒的安宁。当神父询问临终的红衣主教，是否宽恕他的对手时，黎塞留以他最后的、不可摧折的意志虚弱而谈定地答道：“除了公敌，我没有敌人。”无可争议的是，他在这十八年中所做的一切，让法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生与变革。黎塞留被后世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创始人，是他为法国之后两百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还会这样记下他的名字：黎塞留，法国海军之父。

此时，一直坚定支持着首相并赋予他至高权力的法王路易十三也已重病难支。在黎塞留下葬后的一天，他强打欢笑地向自己五岁的儿子逗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认真地回答道：“路易十四。”
旭日
1643年5月14日，因一生处事明智而被称为“正义者”的路易十三驾崩，五岁的独子继位，即后世被称为太阳王(Roi Soleil)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三临终任命马萨林为首相，与王后奥地利的安娜（Anned'Autriche）、弟弟奥尔良公爵让•巴斯蒂特•加斯东（Jean Baptiste Gaston）以及第四世孔代亲王等共同监国，总理朝政。黎塞留沉甸甸的遗产让法国在连续失去两位领袖后仍能获得她应得的荣誉。

这一年，孔代亲王与名将杜伦尼（Turenne）携手，以卓越的军事天赋在罗克鲁瓦会战（Battle of Rocroi）中以弱胜强，大败西班牙陆军，击破了弗兰德铁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后，他们挥师东进，强渡莱茵河，攻略德意志诸邦。而挪威军队也在北线取得胜利，加上荷兰与法国海军的双向封锁，已然让哈布斯堡王朝无力招架。

然而，法国海军的发展却放缓了下来。红衣主教去世后，航海大师的职位被授予法国海军内名望最高的、黎塞留一直细心培养照料的、年仅24岁的侄子，麦勒•布雷泽。诚然，麦勒•布雷泽确实很有天赋，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便学会了如何作为一名官员处理军务。但是，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显然更热爱、也更适于率领一支大舰队在海上与敌人交战，而不是坐在办公室内处理各种公文。因此，海军与贸易发展的诸项事务实际被移交与相关的国务大臣和海事局，而麦勒•布雷泽则实际成为了执掌全国海军的最高统帅。由于马萨林本人对于外交事务的热情与关注远多于国内事务，再加上缺乏了强大动力和严酷监督者的政府部门的迅速腐败，海军的发展便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被统治者忽视。王国每年投入到海军上的经费从此被固定在了1642年黎塞留认为维持舰队所必要的三百万法郎上，而由于机构的腐败，实际投入到海军中的仍不足此数。这便得以解释，为何黎塞留的大舰队在数年后便削减了接近一半的规模。

尽管如此，麦勒•布雷泽还是率领着法国海军创造着新的辉煌。在巴塞罗那之战失败后，西班牙舰队再也不敢北上击敌。为了彻底解决后患，1643年9月3日，麦勒•布雷泽率一支风帆舰队南下奔袭西班牙海军基地卡塔赫那（Cartagena）。这支舰队拥有20艘风帆战舰与12艘纵火船，而在卡塔赫那海岸，西班牙海军停泊有29艘风帆战舰与14艘大桨战船。清晨，法国舰队随着太阳的升起到达港外，整备队列预备攻击。麦勒•布雷泽发现，西班牙舰队有20艘风帆战舰下锚于卡塔赫那港口之外，便计划对这支舰队发起猛烈攻击，尽可能摧毁这些舰艇。上午时分，法国舰队开始突袭。麦勒•布雷泽领所有舰艇以整齐的队形切入港外的西班牙舰群，将之分割为数部，随即展开近距离炮击。同时，他又放出多艘纵火船，向停泊的舰艇发动攻击。西班牙人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西班牙旗舰、50炮战舰那不勒斯上将号（Amiral de Naples）首当其冲被纵火船烧毁，其余战舰在炮声与烟雾中匆忙切断锚链，却有好几艘撞到了一起。有两艘甚至一头撞进法军阵列中，被登船俘获。混乱的西班牙战舰或挤向海港入口，或逃向外海。见此情况，麦勒•布雷泽并不分散兵力，而是集中优势火力解决所有拥堵在港口的战舰。到傍晚时分，港外的海面上已再无一艘尚能航行的西班牙船只，法国舰队返航。10艘西班牙风帆战舰被烧毁，2艘被俘获，水手死伤计三千余人，而法国舰队则完好无损。到夜间，逃往外海的数艘西班牙战舰才返回卡塔赫那，与港内的大桨舰队会合。麦勒•布雷泽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作战，西班牙海军在西地中海对法国再也无法构成威胁。法国彻底控制了西地中海，实现了黎塞留生前的愿望。马萨林亲自下令铸造印有法国舰队破敌图案的金币，以纪念这一伟大胜利。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地中海上再也找不到法国海军的敌手。波旁王朝的舰队与船只自由地行驶在洋面上，或为北西班牙提供物资补给，或封锁意大利受西班牙支持的诸邦港口。同时，法国陆军也节节胜利。在西线，西班牙东北的罗萨斯（Rosas）要塞在1645年被攻陷。而在东线，孔代与杜伦尼更已进逼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646年。这一年，马萨林决定联合盟友那不勒斯，在意大利西部西班牙控制的的托斯卡纳（Toscana）发动一场进攻。麦勒•布雷泽的海军部队担任为该地区投送军队的任务。没人会想到，这会是这位年轻将军最后的一次远航。

法国舰队拥有16艘风帆战舰，10艘大桨船与8艘纵火船。5月9日，麦勒•布雷泽向目的地运输了一支两万人的大军，并参与了对沿岸要塞的炮击。14日清晨，洋面晴朗无风。尚未开始一天作战的准备的法国舰队驻泊于锚地奥贝特洛（Orbetello）——位于一处小岛与大陆间的深水峡湾。然而，已消失许久的西班牙舰队伴着晨曦突然出现在了峡湾之外。这支舰队集中了残存的西班牙海军精锐，由24艘风帆战舰、20艘大桨船与10艘纵火船组成。大桨船拖带着风帆战舰，气势汹汹地向法军锚地驶来，意欲为卡塔赫那一战报仇雪恨。因为天气晴朗，他们的行踪很快被法军发现。麦勒•布雷泽迅速下令让舰队砍断锚链，让大桨船拖带战舰迅速发动起来，以防西班牙人使用纵火船战术袭击停泊状态下的舰艇。他认为，西班牙舰队的实力较法国舰队强得多，而弱势一方要避免让敌方其施展开火力优势，就应选择一场近战，尽可能地使对方遭受重创，才有获胜的可能。这也更符合他勇敢甚至有些鲁莽的一贯性格。

于是，麦勒•布雷泽将所有的10艘大桨船与发动起的风帆战舰14艘列为三队，每队6艘，大胆地向西班牙舰队发起冲锋。他本人坐镇于52炮战舰圣路易大帝号（Grand Saint-Louis，即前文提到过的更名多次的海军上将号），亲率第一支分队冲向敌军旗舰——西班牙60炮战舰圣地亚哥号（Santiago）。由于航向相对，三支分队很快便插入了西班牙舰列中，一场近距离混战开始了。海面上，西班牙帝国的红色勃艮地十字旗与波旁王朝的白色金百合旗激烈地捉对缠斗在一起。炮焰笼罩了整个峡湾。两支舰队自清晨鏖战至下午，双方受创均极为惨重。法国舰队有两艘大桨船的损失：一艘被击沉，一艘为敌俘获；而西班牙也有一艘风帆战舰沉没。许多船只的索具已经被撕得粉碎，仍在向敌人倾泻着炮火。最终，西班牙人精疲力竭，再也无心再战，率先起帆加速。法国舰队似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正准备开始追击。就在此时，悲剧发生了。一发炮弹命中了站在圣路易大帝号后甲板上指挥作战的法军总司令，几乎将他拦腰击为两段。麦勒•布雷泽，这位年仅27岁的、极具天才的法国海军最高将领，战死于旗舰之上。当将旗落下，敌舰队的败退对于法国水兵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当夜，法国舰队启程，将他们年轻统帅的遗体送回马赛港。由于法国舰队的离去，陆军部队很快因补给不足而在7月18日撤围。

麦勒•布雷泽的阵亡标志着法国海军在三十年战争中最后一场大规模海上作战的结束。到这一年，由于之前介绍过的原因，法国风帆舰队的正规战舰数量下降至36艘，其中17艘是装备30门以上火炮的主力战舰。（以17世纪前期的舰艇规模而言确实如此。）1647年与1648年，法国舰队再次出现在意大利，支援其盟友那不勒斯。西班牙的大舰队再也没有出现，事实上，曾经的无敌舰队已经在法国与荷兰双重打击下几乎彻底消亡。到17世纪后期，西班牙再也不是一个海军强国，甚至其赖以生存的运宝船航线都必须雇佣其他国家舰艇护航。但是，法国海军再也没有值得信赖而又精通事务的官员来领导。麦勒•布雷泽死后，其航海大师的职位干脆被授予太后——奥地利的安娜，1655年又转授予路易十四的堂兄、旺多姆公爵（Duc de Vendôme）与博夫尔公爵（Duc de Beaufort）凯撒•德•波旁（César de Bourbon）。博夫尔公爵竟然还被重新授予了被黎塞留废弃的法兰西海军元帅的职位。这两位名义上的海军最高领袖完全不了解海军，似乎已决定了这只舰队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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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上的拉锯战持续至1648年初，各国都深切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深重创伤。神圣罗马帝国人口因战争而剧减，瑞典荷兰等国因庞大的陆军支出而陷入危机。在法国，战争使国库早已无比空虚。马萨林继续黎塞留打压贵族的措施，且试图将庞大的战  争开支转嫁到中产阶级、世袭法官以及农民的头上，加之其本人的腐化行为与对内政事物的忽视，引起社会上广泛的不满。是年4月，马萨林下令，以一次性免收税务的方式抵消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ofParis，之所以不称议会是因为它的作用是接收人民上诉而不掌有立法权）世袭法官4年俸禄，冲突终于爆发。受到英国议会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向查理一世开战的鼓舞，一个月后，巴黎最高法院联合全国法院向马萨林发难，要求进行改革，整肃腐败，扩大法院职权。首相的反击是突然逮捕运动领导者，但这进一步激怒了人民。8月26日，巴黎爆发人民武装暴动。由于叛军广泛使用投石器（Fronde）作为武器，故这次暴动被称为第一次投石党之乱（The FirstFronde），又称法院投石党之乱（Le Fronde Parlementaire）。在此情形下，马萨林护佑着太后安娜与年幼的国王逃离巴黎，希望尽快结束对外战争，全力平息暴乱。1648年10月24日，各国代表在位于德意志的威斯特法里亚（Westphalia，又称西法里亚）地区的明斯特城签订明斯特和约（The PeaceTreaty of Münster），与之前的奥斯纳布吕克和约（ThePeace Treaty of Osnabrück）等一道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体系（Peaceof Westphalia），结束了祸乱全欧的三十年战争与神圣罗马帝国与七省共和国之间的八十年战争。法国获得了极为重要的阿尔萨斯与其他数片土地，在实现自然疆界之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而其最大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势力从此再也无法称霸于欧洲，强大的法兰西王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的欧陆霸主。这是法国及其大军取得的赫赫武功，同时也是首相马萨林的外交成果。但是，法国的所有精力已经被引向内战。

西班牙帝国决定乘投石党叛乱与和约修订、战线收缩之机，继续与法国作战，全力攻略加泰罗尼亚地区。此时，马萨林正调集孔代亲王的大军围困巴黎城，根本无暇南顾。而法国海军的境况尤其惨淡：每年投入的经费被极大地削减，水兵与军官被招募到陆上作战，所有造舰计划基本停滞，而政府机构的贪腐更加重了它们带来的后果。如果说英国的内战给海军带来了迅速的发展，而法国内乱的结果却是带来无止境的衰颓。尽管1649年第一次投石党之乱以《吕埃和约》(Peace of Rueil)的缔结而结束，但紧接着在1650年发生的、由于孔代亲王居功自恃加之贵族与外国势力干涉内乱而爆发的第二次内乱，即贵族投石党之乱（Le Frondedes nobles），在法国国内却一直持续了两年多。到1650年末，法国海军经费从黎塞留认为维持一支舰队所需要的三百万法郎降至不足五十万法郎；风帆舰队规模萎缩至21艘，几乎回到了17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大桨战舰的数目也由黎塞留所留下的30余艘下降至12艘；而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着。

此时，深陷政治漩涡中的巴黎也毫不平静。尽管马萨林在动乱中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但国王与太后仍信任于他，让他继续担任首相。虽然对财富与权力十分贪婪，但这位意大利人却貌似谦逊有礼，通情达意，与他的前任——性情刚直的黎塞留——完全不同，为之赢得了宫廷中人的好感。马萨林与太后安娜之间的关系尤为微妙，甚至有传闻认为他们已经秘密成婚。年幼丧父的路易十四受到红衣主教极为慈爱的教导，让他对这位深受争议的首相极为敬爱。在1651年，一名工作认真努力的32岁文员被马萨林任命为私人秘书。他的名字叫让•巴斯蒂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



科尔贝尔于1619年8月29日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兰斯（Reims）地区的制衣商，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宣称自己有部分苏格兰血统。由于家庭因素，科尔贝尔幼年即接受到从事商业的相关教育，他大部分的青春时光都是在里昂银行家们所交付的工作中度过的。家庭的影响与个人的努力将他培养成拥有极为敏锐的金融嗅觉与商业头脑的实干家。24岁时，科尔贝尔被推荐到负责战争事务的国务大臣勒•泰里尔（Le Tellier）手下，用他的勤奋逐渐取得了这位高官的钦佩，从此开始青云直上的官宦生涯。之后，勒•泰里尔便向首相举荐这位青年英杰，让科尔贝尔在马萨林身边做些文书工作。马萨林很快就发现了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天赋才能，更意识到科尔贝尔正是法国所急缺的人才。科尔贝尔为人严酷无情，然而又极为清廉节俭。他处理政务时总能坚守原则，毫不手软，他所负责的工作总是井井有条，极少有差错。他的下属们对这位长官极为敬畏。在提拔科尔贝尔为私人秘书后，马萨林逐渐开始与他讨论国务，刻意地培养他治国的才能——正如他培养路易十四一样。1652年，首相准许科尔贝尔在他不在时全权处理一切政务，之后又交付给他编纂自己回忆录的工作。这位私人秘书俨然成为了马萨林最亲信的人——尽管他并不认同马萨林的许多作为。

投石党之乱终于在1653年平息，法兰西王国在经历内战后重新走回到加强国内集权、提升国际地位的发展道路上来。在马萨林的治理下，法国开始重建内部统治结构，并集中力量与西班牙进行战争。但糟糕的是，由于马萨林本人的贪婪——据称他贪污的公款超过五千万法郎，加之其麾下内缺乏具有海洋意识的官员，政府继续着忽视海军的政策，将岁入的大部分投入到陆军经费与内部整肃，以及首相的腰包中。海军每年的经费被当时总理财政的大臣尼古拉斯•富凯（Nicolas Fouquet）基本固定在了投石党之乱时期的五十万法郎左右。残存的法国舰队尚未见到一丝曙光，便就此继续沉沦了下去。

1659年，法国与西班牙帝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结束了漫长的法西战争。法兰西王国取得了南部与东部的部分西班牙领土，尽管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被划归原主。最为重要的是，和约规定法王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长女玛丽•泰蕾莎公主(Marie Therese)订婚。尽管声称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法国早已算定西班牙无法履行其巨额嫁妆的承诺，从而播撒下波旁王朝接任西班牙国王之位与后世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种子。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胜利的和约是马萨林外交事业上的重要成果。

两年后，红衣主教马萨林的健康日趋恶化。病中的马萨林仍担心自己的财富能否为其家族保存，于是假意将他贪赃枉法得来的全部家产赠与路易十四，却料定国王必定会退回一切。他的计谋得逞了。这位争议不断、贪图权势的首相自知有愧于国，在临终前不久将手下最为得力的助手——科尔贝尔——推荐与路易十四。他以一贯的谦卑夹杂着个人的自信向国王说道：“我亏欠您的太多了，陛下。但我为您留下科尔贝尔，足以补偿一切。”1661年3月9日，马萨林被发现在他的座椅上安然去世。他的遗体身着红衣主教法袍，手持一支羽毛笔。数小时前，他亲自完成了自己逝世的通知并发往巴黎最高法院。路易十四下令，厚葬这位自己的导师——尽管他本人都承认“如果他不死，我都不知拿他如何是好了”。年轻的国王牢牢记住了马萨林最后的教诲：不要再设首相，将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首相去世不久，23岁的路易十四宣布亲政。

太阳王的时代开始了。

路易一生最著名的言论无过于那句“朕即国家”。自幼，母亲安娜与导师马萨林就向他灌输着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他终于亲政了，成为了王国的最高主宰，便一心大权独揽。然而，有人却并不了解，甚至故意忽视着国王的心愿。财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凯在马萨林去世后成为了权势最高的议政三大臣之一。他与马萨林一样贪腐、虚伪而具有勃勃野心。1661年，他在自己据说花费了一千八百万法郎建筑的豪华宅邸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希望博得国王的好感。然而，路易十四的内心却对他的极度奢靡感到厌恶。之后，他又试图接近国王的情妇，然而事情的不慎败露让路易更为恼火。真正埋葬富凯的是他想取代马萨林的狂妄野心。在国王面前，他尽量装作低调谦虚，却在暗地里使人在放话，宣称他自己应该成为新一任首相。富凯认为路易十四仍不过是马萨林在位时的傀儡国王——他大错特错。

这一切让年轻气盛的国王怒火中烧。而科尔贝尔正看透了路易的内心。自马萨林将他举荐给国王后，科尔贝尔以他一贯冷酷的方式迅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在首相死后向国王公布马萨林的秘密财产，并将之收缴入国库。而这一次，他掌握着更为致命的证据——在马萨林死前，他曾是富凯十分亲密的朋友。科尔贝尔将富凯的罪证——包括贪污公款的记录、与国内外官员贵族的交往情况以及他在领地上修建军事工事的传闻——私下里呈交给路易十四，让后者下定决心，除掉这位危险的重臣。路易与科尔贝尔等近臣密谋制定了捉拿富凯的计划，并于当年8月将之秘密逮捕。富凯毫无防范，却已成为阶下之囚。

科尔贝尔胜利了。他已取代富凯的地位，甚至比富凯更获恩宠。自富凯案之后，路易总是十分认真地对待他与他的建议。尽管从表面上看，科尔贝尔直到1664年1月才取得王室总监（Batimentsdu Roi）的官位，但他已经成为路易十四的心腹之臣。1662年，当科尔贝尔来到当时的法国海军总基地土伦视察，法国舰队触目惊心的状态让他极为惊讶。黎塞留当初所留下的庞大风帆舰队只剩下2到3艘具有航行能力，能勉强使用的也不过8艘。而30多艘大桨战船只剩下状态极差的6艘。剩下的船只，或因长年失修而坐沉，或因缺乏保养而朽烂。商人的头脑使科尔贝尔十分看重王国的海外利益，而这一切的保障——舰队——竟如此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况。这使他无法忍受。科尔贝尔回到宫中，便向路易报告了此事。同年，法国海军年经费在他的建议下恢复到黎塞留时代的三百万法郎。

尽管人们大多将法国海军在这一时期崛起的功劳归于科尔贝尔，但事实上，真正让法国舰队的命运迎来转机的仍是路易十四。1664年，年轻的太阳王希望向全欧展现自己的威势，而又不希望把国家陷入昂贵的战争，于是决定将他第一个征服的目标锁定为位于北非阿尔及利亚海岸、由奥斯曼帝国庇护的穆斯林海盗基地，吉格港（Gigeri）。当时，北非的穆斯林海盗是地中海贸易最大的威胁，而宗教原因更加剧了他们与欧洲人的对立。海军元帅博夫尔公爵率领15艘从外购置或租借来的战舰开始了这次带有圣战意味的远征，并于6月26日到达吉格。法国的舰队最初取得了胜利，但却逐渐陷入了漫长的、与穆斯林大桨战船和纵帆船的消耗战中。物资补给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加之博夫尔公爵完全不了解海军，这次作战最终在3个月后以失败告终。路易十四极为震惊，因为荷兰、英国乃至疲弱的西班牙，都能狠狠地教训这些异教徒，并以此展现自己的海上力量。法国既然是欧洲第一大国，她的海军也应是欧洲第一！

1665年，精通经济事务的科尔贝尔就任法国财政总稽查官（Contrôleur généraldes finances），开始了对法国经济的改造。同年，他在路易十四的授意下开始实际掌控海军，亲自指导法国大舰队的重建。1669年，科尔贝尔兼任海军国务大臣，全权总理海军事务。阿波罗的太阳马车重新回到了蒸蒸日上的发展道路上。法国在科尔贝尔的指挥下开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建设工程。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是他所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与严苛的税收管控。科尔贝尔式的重商主义，即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扩大商品流通、尽量实现国内自给自足的同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奢侈工艺品等高价值商品赚取巨额金银财富，从而使国家获利。为了发展对外贸易，获取廉价原材料，科尔贝尔鼓励海外殖民扩张，并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这又为法国海军所需的水手提供了来源。税收管控包括税收监督与税务改造两个主要方面。对于前者，科尔贝尔在全国刮起廉政旋风，动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惩罚逃税者与贪污犯——当时曾出现接受调查的政府高官被发现口中塞满稻草暴死于仓库之中的骇人事件。当然，对于那些苛税，他也要强迫收取。而对于后者，则是使税收更为合理，较易于为人所接受。客观而言，尽管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国王室间接税的实质，也未从制度上限制国家税务过度扩展的可能——这两点是大革命的爆发的重要原因——但他的措施确实让王国国库极为充盈。自他执掌海军以来，海军经费年年上升，在1671年达到了惊人的1300万法郎——是1662年的四倍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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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舰队建设方面，科尔贝尔首先恢复了法国各主要港口的功能，随后便向造船强国荷兰与瑞典购置一批舰艇。他的商人头脑在海军建设方面较当年的黎塞留更为精明。黎塞留为扶植本国造船业采取的措施是请外国设计师与工匠来本国施工。结果，他的许多舰艇由荷兰人在法国设计制造，而本国人却并未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遇事时仍只能求助于他们。而科尔贝尔则专门聘请荷兰与挪威的优秀造船匠，在法国开设课程，向法国人传授造舰事宜。他还将海军所必须的造船厂与铸炮厂全部收归国有，并在罗什福尔与土伦重新建立海军军火仓库。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路易十四的野心所及，法国海军必须一分为三：在南部的地中海、西部的比斯开湾与西班牙沿岸以及北部的英吉利海峡、北海，都需要一支相对独立的海军的存在。一个国家漫长的海岸并不代表发展海军的优势，在法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科尔贝尔与太阳王绝不会放弃他们的宏图。1667年，法国欧洲第一的国力开始在海军建设上体现出来。从土伦到勒哈弗尔，到处可见热火朝天的造舰景象。对那时盛况的描述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一艘在土伦建造的40炮战舰仅用了7小时就完全建成，而在科尔贝尔之子、塞涅莱侯爵视察土伦时，一艘大桨船从无到有仅仅花费5个小时。法国舰队的规模迅速膨胀，从1662年科尔贝尔认为“至少比没有好”、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的情况发展为一支无人可忽视的海军。1668至1669年，法国的造舰运动达到顶峰。科尔贝尔决定让国王的舰队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舰只，于是为大舰队订造了2艘最为华丽的、以太阳王称号所命名的重2400吨、装备120门青铜火炮的巨型旗舰。它们分别是皇家路易号（Royal Louis）与皇家太阳号(Soleil Royal)。之后，科尔贝尔又建造了2艘以王室成员命名的100炮巨舰，皇家太子号（Dauphin Royal）与皇家公爵号（Royal Duc）。这四艘巨舰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与精湛的巴洛克风格手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每艘战舰的尾楼与侧舷上部，都饰有以金箔覆盖的精美雕塑。而在皇家太阳号上，巨大的阿波罗神像更是这种技艺的极致。当时法国的战舰往往以黄、蓝为主基调，加上百合花图案或是金色装饰，堪称海军史上的艺术品。



科尔贝尔在其他制度与条令的创设上同样一丝不苟。比如，是他在1667年仿照英国首次将法国海军风帆舰队按火炮数目分为6级，创设了法国第一套较为完善的舰艇分类体系。其中，前五级被称为战舰（vaisseau），而第六等被称为巡航舰（Frégate）。一级战舰炮数在70门以上，二级在56门以上，三级在40门以上，四级在30门以上，五级在18门以上。而巡航舰则是指的载炮16至20门的快速帆船。需要留心的是，法国与英国的舰艇分级差异常常导致双方对战斗力量与损失统计的些微出入。科尔贝尔进一步发展黎塞留的构想，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适于法国情况的水手招募系统与军官培养系统。1669年，他在土伦与罗什福尔成立了专门培养风帆战舰指挥官的海军卫兵公司（Compagnies des gardes de la marine）作为海军卫兵组织（Gardesde la marine）的总部。随后，他又专门为作战方式不同的大桨战船部队创设了标准桨舰卫兵组织(Gardesde I’Etendard réal des Galéres)。此外，他重新整理制定了法国海军的军衔，将法兰西海军元帅一职重新确立，但仅作为荣誉头衔。在《波涛间的骑士们》一节，我们将对这些环节将进行更详细的介绍。科尔贝尔还创办了海军工程学校、水道测量学校和测绘学校等，进一步完善海军的人员构成。

1667年，布雷斯特港举行了浩大的阅舰式，标志着这支伟大海上力量的崛起。60艘新制战舰聚集于此，集中了法国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而到1671年，法国海军已拥有炮数在50门以上的大型风帆战舰68艘，主力舰队总规模上达世界第一——虽然由于一分而三的战略部署以及人员配置的滞后，它尚无法完全施展自己的威力。但这一天终归会来临的。有史以来最庞大、精密的海军体系在科尔贝尔手中建立，从造舰与武器到水手与军官，统统被纳入国家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从这一点而言，科尔贝尔确是黎塞留的忠实追随者。

一年后，太阳王所渴望的展现国威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672年3月12日，法国向当时的世界海军第一强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宣战。新生的法国海军，迎来了第一次战争洗礼。
战神的谢幕

1603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无嗣而终。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入主英吉利，完成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史称詹姆士一世。斯图加特王朝时代从此开始。

由于来自苏格兰，斯图亚特的几位国王都信奉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王权集中理论，对英国传统的政治模式缺乏认识，对时常企图监督、限制国王的议会十分不满。1625年，詹姆士一世之子查理即位，即查理一世（Charles I）。查理强硬地面对议会的要求，先后两次解散议会，并逮捕激进议员，一度将议会关闭达11年之久。1640年4月，查理一世为筹集镇压苏格兰宗教叛乱的军费而再开会议，但议会不与国王合作，使之恼怒不已。查理再行强硬手段，派军队前往议会逮捕不合作议员。面对国王的倒行逆施，舆论一片哗然。伦敦发生市民暴动，随后查理出逃，开始集结力量，预备战争。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宣布清剿议会，英国内战爆发。

1646年，议会军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率领下战胜王军，查理流亡苏格兰，英格兰共和国成立。两年后，查理再次反攻，兵败被俘，于1649年1月30日被当众处死。在克伦威尔领兵对议会进行清洗后，他再于1653年4月20日解散议会，且于当年12月16日自封护国主，独揽朝纲。这位雄才大略的独裁者成为了英国的实际统治者。

英国海军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便得到一定发展。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装备100门火炮的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at Seas，后更名为君权号Royal Sovereign）就是为迎合查理一世而建造的。在内战期间，舰队大部分加入了议会军阵营，且因英国地理位置在内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英国海军并未如当时受困于投石党之乱的法国海军那样逐渐衰退，反而得到了历练和发展。克伦威尔对内政的整肃使得国家对外的力量得以施展，英国陆军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为了对外用兵以及发展海外贸易，海军对于英国极为重要。克伦威尔对海军的建设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建立由国家统一控制的强大常备海军。即利用国家财政拨款建造强大的战舰，以取代荷兰式的临战征用武装商船的海军组织模式。第二，将舰队交给陆军军官管理，建立其内部高效的运作机制。被称为皇家海军之父的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与名将乔治•蒙克(George Monck)都是陆军出身的海军将领。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让英国海军迅速发展起来，在舰队规模上超过了荷兰，而且对十年后科尔贝尔改革法国海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651年8月，英国通过《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bill），禁止荷兰参与英国海上贸易，意欲借此取得荷兰海上马车夫的地位。野心勃勃的英国舰队已经完成备战，时刻准备在大海上击败“飞翔的荷兰人”。

比起英国，尼德兰七省的海军无论从政策还是组织上都要逊色不少。它们其实上是五省舰队的联合，五个沿海省都有各自海军部与海军组织，经费也是各出各的，其中以荷兰省居于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七省进行海外贸易的工具，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匆忙集结为强大的舰队。在三十年战争中所向披靡的荷兰海军在1648年与西班牙媾和后便陷入衰颓，在英国颁布《航海条例》之时只剩下不足50艘正规战舰。面对战争威胁，他们只好大量征募武装商船来保护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

1652年5月，荷兰上将特龙普与英将布莱克在海峡相遇。由于特龙普拒绝向英国舰队降旗致敬，双方爆发军事冲突。荷兰迅速集结舰队，与英国舰队展开激烈的厮杀。当年7月8日，两国正式宣战。1652年8月26日，由英将乔治•埃斯曲（George Ayscue）率领的40艘英舰在普利茅斯港外遇见一支60艘商船、23艘战舰组成的荷兰护航舰队，随即前驱拦截。统领这支荷兰舰队的，就是本章的主角:米歇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



德•鲁伊特在1607年3月34日出生于尼德兰小城法拉盛（Flushing），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酒馆杂工。据说,他在年仅11岁时便加入沉默者威廉的军队，为求得家乡的独立而对抗西班牙帝国。1622年，15岁的德•鲁伊特成为荷兰商船队水手中的一员，开始了海上征战的生涯。在这些年中，他几乎行遍了欧洲各处海域。他还曾作为一支探险船队的海航官，进入北极圈。1637年，德•鲁伊特来到敦刻尔克，成为一名海盗船长。1640年，他被所属的泽兰省（Zeeland）海军部召回，成为一艘武装商船的舰长，向在战争中宣布从西班牙独立的葡萄牙运输物资。他曾在圣文森特角击退西班牙舰队，又远征西印度群岛，成为荷兰海军中经验最为丰富的军官之一。在英荷战争爆发后，德•鲁伊特再次加入泽兰舰队，为国而战。普利茅斯之战是德•鲁伊特第一次独立率领一支舰队出现在海面上。他占据下风，抬高炮口，以一阵密集精确的远程炮击将英国舰队索具毁损大半，成功击退了强大的对手，让军界为之侧目。

当年10月8日，布莱克率领68艘战舰与荷兰上将维特•德•维斯（Witte de With）的62艘战舰在泽兰沿海的肯提叙•科诺克（Kentish Knock）沙洲交锋。德•鲁伊特担任荷兰舰队前卫指挥官。德•维斯在荷兰海军内部不受欢迎，加上这支舰队是由五省拼凑而成，指挥混乱，各自为战，甚至出现了大规模脱逃。在此情况下，德•鲁伊特极力劝说德•维斯撤退，在其指挥下，荷兰舰队在撤退过程中未受任何损失。布莱克以为荷兰舰队已经溃败，却不料在一个月后遭到特龙普的迅猛反击，大败而归。在敦格尼斯海战（Battle of Dungeness）后，荷兰盘踞英吉利海峡达三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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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人的失败并非毫无意义的。在这个冬天里，布莱克等英国军官开始进一步研究海军的组织、指挥和战术——他们的成功，便是创造性的战列线（Line of battle）战术。布莱克总结战斗经验，认为英国海军在当时的近战战术中，技战术的运用逊色于荷兰人。因此，只有发挥英国舰队纪律严明、炮火强大的优势，以集中火力对抗荷兰的各自为战，才能压倒其单舰作战的实力。为了发挥这些优势，布莱克提出，应将舰队组成首尾相接的单列战线，以火力强劲的侧舷对敌交战，通过突破、分割或迂回夹击的方式击溃敌人，取得胜利。从此，侧舷迎风航行、绵延不断的战列线成为了海战中最常见也是最理想的队形。这些战术准则在约克公爵詹姆士（即之后的詹姆士二世James II）统帅海军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拥有这一法宝之后，英国舰队在接下来的波特兰之战（Battle of Portland）、盖巴德之战（Battle of the Gabbard）连续击败特龙普，夺回制海权并封锁了荷兰舰队。荷兰人也将战列线战术引入海军，但因缺乏纪律、军官盲动而难以发挥其威力。1653年8月3日，特龙普率100艘战舰突围前往斯赫维宁根（Scheveningen），于8月10日遭遇海军上将乔治•蒙克率领的英国舰队。虽然英国人被击退，封锁被打破，但一代名将特龙普却战死在甲板上。此后，荷兰舰队无力与英国对抗。克伦威尔终于决定收手，于是在1654年4月，签署《威斯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准许英国船只参与东印度贸易，并割让圣海伦娜（St Helena）。另一条密约是，荷兰应拒绝让与斯图加特王朝有血缘关系的奥兰治家族担任最高领袖——执政。第一次英荷战争宣告结束。

此后，英国舰队先后投入到与北非的穆斯林海盗和西班牙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少战果。而荷兰则重新整备海军，建造大型战舰，确立军事纪律。1658年，护国主克伦威尔去世，英国政局陷入混乱。托孤重臣蒙克倒戈向流亡在外的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斯图加特王朝遂于1660年5月复辟。王国复辟后，财政情况十分困难，于是加快了对外殖民扩张的步伐，并将势力伸向荷兰在美洲殖民地。查理本人对于荷兰驱逐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奥兰治家族极为不满，同时，英荷两国在海外贸易上的摩擦又逐渐加重。蒙克已经当时成为英国海军统帅，这位曾经击败特龙普的海军上将得意满满地认为对荷宣战必胜无疑。但是，尽管受到查理二世之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的细心经营，英国海军的纪律仍受到了王朝宫廷的影响，逐渐散漫了下来。1664年，英荷的冲突逐渐升级。在西非海岸，战争实际已经爆发。在美洲，詹姆士派遣一支舰队攻占新阿姆斯特丹，以约克公爵的称呼将之命名为新约克——即纽约（New York）。1665年3月4日，英国正式向荷兰宣战。

在特龙普死后，曾有不少人推荐德•鲁伊特担任七省舰队最高司令官职务，但被他婉言谢绝。德•鲁伊特自认为自己的资历还不够，但他已经是荷兰乃至世界上最有能力的海军军官了。此后，他先后参与到地中海护航、围剿穆斯林海盗以及荷兰与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中。在第二次英荷战争开始时，他正率领一支舰队在西印度群岛与英国势力对抗，不久便启程回国。1665年6月13日，德•鲁伊特刚刚回到荷兰，英荷舰队就在罗斯托夫特之战中完成了第一次大战。约克公爵詹姆士率109艘战舰在清晨大胜荷将奥普当（Jacob van Wassenaer Obdam）的103艘战舰。荷军损失战舰17艘，超过4000人伤亡或被俘，其旗舰在与詹姆士座舰皇家查理号（Royal Charles）的缠斗中爆沉，奥普当遇难。当年8月11日，德•鲁伊特被授上将衔，成为七省舰队最高司令官。

1666年5月末，荷兰舰队在惨痛的失利中恢复过来，德•鲁伊特率84艘战舰出航，下锚于敦刻尔克港外。年初，法王路易十四宣布与三十年战争中的盟友荷兰再次结盟，荷兰遂要求法国提供一支舰队。在科尔贝尔的授意下，博福尔公爵率领三十艘战舰由土伦航向北海，科尔贝尔便对外声称土伦舰队已经启航。英国人听到这一消息，便将舰队一分为二，分别由蒙克迎击东面开来的荷兰舰队，鲁伯特亲王迎击（Prince of Rupert）西面的法国分舰队。然而，拜糟糕的航海技艺所赐，当英荷大海战爆发之时，法国舰队还在西班牙沿海缓慢进军。6月1日，蒙克上将率领的56艘英国战舰率先袭击德•鲁伊特的强大舰队，著名的四日海战就此拉开序幕。德•鲁伊特巨大的实力优势在军官的不配合与蒙克的出色指挥下并未完全施展开来，让英国舰队得以逃脱致命的打击。到6月3日，鲁伯特亲王回援，荷兰人的优势被抵消，但蒙克发动的又一次进攻损失惨重。英国舰队不得不在6月4日率先撤退，损失超过8000人，17艘战舰（其中9艘被俘）。而德•鲁伊特损失了6艘船与2000多人。荷兰取得胜利。




英国人在三个月开始了报复行动。由于这次作战发生在8月4日圣詹姆士节这一天，这次海战被称为圣詹姆士节之战（St James’s Day Battle）。英国以一如既往的严明纪律战胜了荷兰舰队内部不负责任的盲动。德•鲁伊特尽全力将舰队从混乱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但他的撤退将无保护兵力的大批商船抛在了身后。一支英国陆战队登上荷兰海岸，将130艘商船一把火烧毁。

8月末，损伤不大的荷兰舰队重新出航。同时，国内的厄运开始袭击勇敢善战的英国海军。9月10日，伦敦城燃起大火，英格兰瘟疫横行，财政更加困难。查理二世在1667年初与路易十四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终止一切对外作战，全力解决国内问题。英国海军也停止了活动。德•鲁伊特获得了难逢的良机。他首先派人测探了泰晤士河水情，之后于6月水暖之时率战舰24艘、小型帆船20艘、纵火船15艘杀入泰晤士河口，随后顺梅德韦河（Medway）而上，用陆战队攻克沿途要塞，奇袭英国舰队驻地。德•鲁伊特烧毁了其中最大的8艘战舰，并将英国舰队旗舰皇家查理号俘获，拖回荷兰。这也许是海军史上最精彩、最大胆的一次奔袭，也是英国海军的耻辱。由于德•鲁伊特的奇袭距离伦敦极近，英国政府一片恐慌，一名官员大喊道“上帝啊！我想荷兰人定是被撒旦附身了！”1667年7月21日，受困于国内事务的查理二世被迫停战，签订《布雷德条约》（Treaty of Breda）,放弃了之前取得的不少成果。第二次英荷战争以荷兰的胜利而结束。

德•鲁伊特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保卫荷兰的英雄。作家开始撰写他的传记，工坊开始制作他的塑像，法王路易十四甚至邀请他到宫廷中做客，而丹麦与挪威几乎同时册封出身普通的他为贵族。当时荷兰的实际元首——打压奥兰治-拿骚家族的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德•维特（De Witt）甚至禁止他出海——他已经60岁了，人们不想让他从事任何有风险的职务。

然而路易十四的野心再一次打破了欧洲短暂的和平。法国以索要遗产为名向西班牙勒索西属尼德兰地区（即今比利时）未果，便于1667年5月24日出兵，遗产战争（The War of Devolution）爆发。路易十四亲领大军，杀向布鲁塞尔。在孔代与杜伦尼的率领下，法军用三个月征服了西属尼德兰的大部，又发兵在三周内降伏弗朗什孔泰地区，全欧震惊。荷兰虽不愿与敌对的西班牙为邻，但更恐惧强大的法国。于是，德•维特联合英国、瑞典，组成三国同盟，要求维持欧洲均势，限制法国的扩张。路易十四已经拿到了他所想要的战利品，但却对小小的荷兰敢于制衡法国而震怒。他压下报复的怒火，与列国签订《亚琛条约》（The Treaty of Aachen）放弃了弗朗什孔泰，保留下弗兰德尔。但从这一刻起，他已决心消灭这个竟敢螳臂挡车的小国。

反对用兵过度的科尔贝尔也支持国王针对荷兰展开行动。他眼红于荷兰人发达的海外贸易，也希望夺取阿姆斯特丹等优良海港作为海军基地。而查理二世则更想报荷兰乘人之危的仇——当然，他也十分憎恨废黜与斯图加特王朝结亲的奥兰治家族的德•维特。1670年，他与路易十四达成《多佛尔密约》（Secret Treaty of Dover）,与之秘密结盟，背弃了三国同盟。密约商定，英法将组成强大的联合舰队以对抗荷兰。他随后得到了来自法国的一大笔资金。英国人在1671年便想开战，但因路易十四提出陆军战备尚未完毕而推迟了一年。

1672年3月12日，法国向七省共和国宣战。宣战的诸多理由完全是故意找的借口：荷兰印制了一枚侮辱路易十四的金币、荷兰在遗产战争中准许西班牙军队过境……而只有消灭这个国家的目的，才是真的。英国海军随即开始攻击荷兰船只，后于4月6日正式宣布与法国同盟。德•维特无力在陆路抵抗法国大军，于是将希望寄托在海上的德•鲁伊特。荷兰海军经费很快被提高到220万枚银币。在法国，科尔贝尔令1668年在其邀请下加入海军的原陆军军官、海军上将德埃斯特雷（D’Estrées）率领西方舰队的30艘战舰——为了适应荷兰浅滩，全部是较小的二级、三级战舰——与约克公爵詹姆士的英国主力舰队汇合，与德•鲁伊特一决高下。

蒙克去世后，大海上再也没有德•鲁伊特的对手了。他计划在英法舰队汇合前先击破其一部，然而行动的迟缓使之失去先机。他又计划再进行1667年那样的奇袭，但发现英国人在泰晤士河口已经严阵以待。之后，荷兰舰队发现了英法联合舰队的行踪，遂一路跟踪至其下锚地，索莱湾（Sole bay）。德•鲁伊特手下拥有75艘战舰，火炮约4500门；而英法舰队总实力则为93艘战舰，炮力约6000门。但是，英法舰队却并没有统一在一起，而是沿着南北向的海滩分别下锚，63艘英舰在北部，30艘法舰在南部。6月7日清晨，风向东偏北，德•鲁伊特认为进攻时机成熟，便以纵火船为先队驶向岸边的联军。联合舰队受到突然袭击，匆忙起锚，在匆匆躲避过纵火船攻势后无法后退组织队列，只好硬着头皮与荷兰人交战。南部德埃斯特雷统领的法国舰队——也就是联军前卫——遭到荷舰15艘的远程炮击。德•鲁伊特的计划是以一小部牵制法军，而倾其主力进攻英军中卫与后卫。他的设想显然成功了。德埃斯特雷抛弃了英国人，左舷迎风向东南外海行去。尽管荷兰人只是进行了远程炮战，他们还是将法军的70炮战舰华丽号（Superbe）击成重伤，并杀死了其上的法军后队司令。德•鲁伊特以60艘战舰猛攻詹姆士的63艘战舰，100炮战舰皇家詹姆士号（Royal James）上的英军后卫司令、海军上将桑威治勋爵（Earl of Sandwich）战死，英军损失惨重，弹药告罄。虽然损失略大（英军损失1艘战舰，荷兰2艘），但荷兰人还是赢得了胜利。德•鲁伊特以弱胜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强大的英法舰队逼出了海峡。


索莱湾之战中德埃斯特雷的行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与谴责。英国人、荷兰人乃至国内的法国人都认为他是临阵脱逃——尽管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法国舰队在那时脱离战场是合乎情理的。科尔贝尔却对他表示满意。于是有人猜想，可能是德埃斯特雷接到了国王的密令，令其务必保证法国舰队的安全，也有人认为是他在混乱的情况下错误理解了詹姆士的信号。但德埃斯特雷似乎并非心安理得。他将离开战场的全部责任推给前队司令、海军中将亚伯拉罕•迪凯纳（Abraham Duquesne），并将之告上军事法庭，引起两人交恶。事实上，对于这一事件，最为可能的解释是出于德埃斯特雷对海战的无知。这位陆军出身却因血统蹿升得极快的将军据说连风向在舰队指挥中的意义也弄不清；反之，迪凯纳则是当时法国海军中最有经验、能力最强的军官——当然，由于他一贯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也很可能因不愿受英国人领导而表现得不那么积极。科尔贝尔的公开意见，则很明显是他为保护法国海军名誉而采取的行为。最终，军事法庭对此案的办理不了了之，只是将迪凯纳解除职务。

但海军的胜利不能换来祖国的安宁。6月12日，路易十四亲率大军横渡莱茵河，荷兰陆军一溃千里。七省共和国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落入敌手，荷兰人将这一年称为“灾难之年”（Rampjaar）。政府只好提出媾和，但在野的奥兰治家族与广大人民则主张坚决反抗。25日，荷兰人打开了海堤，用涌入的海水终于拦下了法国大军。奥兰治家族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在其间捞足了政治筹码。8月20日，一心保护共和国的大议长德•维特被暴民当做叛徒杀死，威廉三世重新登上其父的执政之位，成为一个所谓的共和国中权力几乎无限的独裁者。威廉三世打破了路易十四速战速决的意图，以纵横手段相继争取到神圣罗马帝国与西班牙的支持。但是，这唯一的后果便是将野心原本限于尼德兰的路易十四将目标扩散到更广阔的德国、西班牙。一场祸及全欧的持久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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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半年的海上休战后，双方舰队再次于1673年春夏之交来到海上。这一次，德•鲁伊特希望以阻塞船将英国舰队封锁在泰晤士河口内，却不料英国人提前出海，计划成空。荷兰舰队遂退居本土锚地斯库尼维德（Schooneveld）海滩，防止英法舰队前往支援法军陆上作战。这处浅滩地形险要，只有十分熟悉的荷兰人才能驶入，因此便成了保护舰队的最佳场所。6月2日，由鲁伯特亲王率领的英法联合舰队决定出击——很不幸的是，在遇到敌人之前先遇上了风暴。7日，联合舰队再次整备完毕，向斯库尼维德海滩附近的荷兰人发起进攻。联军在实力上的优势比一年前更大：81艘战舰对抗55艘。其中，法国战舰27艘。这一次，德埃斯特雷的法国分舰队作为联军的中卫，而英国舰队主力则集中于前卫。很明显，鲁珀特亲王想在前卫实现对荷兰战列的迂回。他估计荷兰舰队将向北部外海撤退，特地预备了一支分舰队在那等候拦截，还组织了一支由30艘小型巡航舰组成的浅水舰队。

但德•鲁伊特不仅不准备撤向外海，反而决定利用自己对这片水域的熟悉与优势之敌纠缠。炮战在中午时分开始，海上吹着西北风，联军位于上风位置。指挥前卫——集中了联合舰队约一半的战舰——的鲁伯特亲王本有机会实现迂回，但怀疑敌人可能将之引到浅滩导致战舰搁浅，因此仅在其平行位置进行远程炮击，连战列线也不敢完全展开。浅水舰队则在开战不久后因荷兰人的炮击而陷入混乱。在中路，由于德•鲁伊特将中卫前驱，德埃斯特雷在此形成了局部优势。见状，他紧缩中队，但使得荷军中卫与前卫、后卫与中卫之间都出现裂口。可是德埃斯特雷与后卫英军都放弃了机会，没有进攻，给德•鲁伊特以可乘之机。他率中队先佯装加速前驱，超越法国舰队，并使中卫与后卫间的距离拉得极大。德埃斯特雷看出了荷兰人的“破绽”，遂改变航向、试图插入荷军战列线中的缺口。在法军侵入他设下的陷阱后，德•鲁伊特下令荷军中卫顺风180度调头，直接从毫无防备、队形不整的法国舰队中部轧过，将其一分为二。这一极为出色的战术机动让英法联军的指挥官们大惊失色，在整体形势上，荷军中卫与后卫对较弱的联军后部实现了两面夹击，并将德埃斯特雷的座舰及数艘法舰孤立于战场一侧。为保持取得的战术优势，德•鲁伊特继续后驶，将中卫变为后卫。而被分割的法国舰队也随之向后驶去。此时，荷军前卫正与联军前卫主力交战，无法跟随中卫机动，战况吃紧。德•鲁伊特再令中卫与后卫调头前驶，支援前卫。法国舰队得以汇合，重组队形。最终，双方再次组成了两列完整战列。在九小时鏖战中，被分割近战的法国舰队损失较大，两艘战舰被毁。而荷军只损失一艘。夜间时分，遭到重创的英法舰队率先撤退，德•鲁伊特再次以弱胜强，取得胜利。两周后，荷兰舰队又突袭驻泊于附近的英法舰队，将之击溃。联军虽然没有再损失战舰，但受创不轻，只好退回泰晤士河口。

1673年8月20日，德•鲁伊特的75艘战舰与英荷联合舰队的92艘战舰在泰瑟尔岛（Texel）附近第三次相遇。荷兰人再次紧靠浅滩，让联军无法抵近攻击。21日清晨，风向转变，荷兰舰队位于上风，于是德•鲁伊特便投入攻击。他的战术一如索莱湾之战时一样，以一支较小舰队牵制作为前卫的法军，之后以主力进攻英国舰队。他的计划再一次成功，德埃斯特雷给出的理由是，荷军中卫成功对鲁伯特亲王的英军中卫实现分割使中卫与前卫距离被拉开。之后他怕在不熟悉的浅海作战会使战舰冒搁浅的风险，遂退入外海。在两支舰队后卫，战况尤为激烈，使后卫与中卫都分割开来。最终，荷兰人将英军后卫司令击死，占得微弱优势。中路的情况则较为明朗，德•鲁伊特从进攻一开始便顺风截入英国舰队，将之分割开来，并一直占据着这一优势。鲁伯特亲王见势不妙，被迫撤向后卫，荷兰人也随之后撤。黄昏时分，离开战场一天的法国舰队回到战场，实力居于劣势的德•鲁伊特下令撤退。尽管这次作战在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但就战术的运用与实力的对比而言，荷兰人又获胜了。

海上的屡战屡败——尽管没有一次是决定性的——让英国国内的反战声浪越来越高。此时，不断扩张的法国已经取代了荷兰成为英国的头号威胁。1674年2月19日，查理二世在议会强迫下与荷兰单独媾和，退出战争。法国开始独立迎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荷兰及勃兰登堡诸国的大军。由于失去了英国舰队的强大支援，科尔贝尔自认为法国海军无法在北海与英吉利海峡战胜荷兰人——尽管法国舰队总规模已是世界第一。法国西方舰队的主力战舰或调入地中海的东方舰队，或随德埃斯特雷一道参与对荷兰人防守薄弱的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同时期，德•鲁伊特也率领一支规模相近的舰队来到西印度群岛，但始终没有与法国舰队遭遇。至此，德埃斯特雷可说是彻底地被德•鲁伊特所击败了。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胆怯与无能让很多人感到失望。

而他的对头——迪凯纳中将——对此更为蔑视。1674年1月，迪凯纳重新被任命为东方舰队中的一支分舰队司令，受法国大桨舰队统帅维欧尼伯爵（Count de Vivonne）指挥，投入对西班牙的作战。次年2月1日，他率9艘风帆战舰开赴当时西班牙领地的意大利墨西拿（Messina）与西西里岛（Sicily）海域，支援当地反西叛乱，随后与另一支6艘战舰的小舰队在那汇合。墨西拿当地的所有贸易完全被西班牙所封锁，其生活、军队、生产全部倚仗于法国海军。2月11日，他遭遇了前来袭击法军海上支援的西班牙舰队。这只舰队拥有极大的实力优势：战舰29艘，大桨战船14艘，而法国人只有15艘战舰。但西班牙海军早已失去了战斗精神。迪凯纳率队首先发起迅猛的攻势，西班牙人甚至还没有坚决还击，就陷入混乱，最终扔下一艘伤势严重的船只落荒而逃。这是迪凯纳第一次独立率领一支舰队作战，他的胜利让科尔贝尔刮目相看。法国人保持了对该地的支援，在此战后不久便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驶入墨西拿。5月末，迪凯纳返回土伦，随后又在北非海岸进行了一次巡航。在看到他的潜能后，科尔贝尔决定将更大的责任托付于他。11月中旬，迪凯纳再一次从土伦启航；这一次，他的舰队包括20艘战舰与6艘纵火船，旗舰是70炮战舰圣埃斯普特（Saint Esptrit）。在他麾下是盖博特（Gabaret）、维莱特•穆塞侯爵(Marquis de Villette Musay)、图尔维尔（Tourville）等最杰出的军官。他即将面对的强大对手，是受命前来支援西班牙人的荷兰海军上将，德•鲁伊特。

在第三次英荷战争结束后，德•鲁伊特的声望达到顶峰。年迈的他被荷兰人尊称为“祖父”，而科尔贝尔则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军指挥官”。他的传记开始在敌国印刷流传。而在荷兰舰队内部，他谦逊慈爱，毫不以出身门第待人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全军上下的衷心爱戴。在完成西印度群岛令人失望的航程后，德•鲁伊特返回祖国。1675年，七省政府接到了西班牙派遣舰队支援其地中海作战的请求。西班牙人要求荷兰派出一支较小舰队与其海军联合，但务必要派来德•鲁伊特，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当时，荷兰在东北大西洋已经没有了敌人，遂答应了其请求。但德•鲁伊特本人却不同意这一计划。在海军部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支小舰队不足以打破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巨大优势，除了徒增损失毫无疑义。“我并不这样认为，阁下。”他的看法随即遭到一名傲慢官员的反对：“也许是您的年龄使您丧失了勇气，开始害怕了！”这一年，德•鲁伊特已经68岁了。他愤怒地回应：“不，我没有丧失勇气。我早已准备好为祖国而献出生命。但让我惊讶和痛心的是，你们这些绅士们竟然准备牺牲祖国的旗帜！”他决心捍卫自己的荣誉，终于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以悲凉的语气说道：“那些绅士们并不需要来求我。如果他们仅让一艘战舰上升起国旗，我也会率它出海。只要他们还信任这面旗帜，我便会奉献出我的生命。”1675年11月，年迈的海军上将率18艘战舰先期驶向地中海。也许他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他最后的远征。

1676年1月1日，荷兰舰队抵达西西里岛以北的斯通伯利岛（Stromboli）。一艘西班牙舰队加入了他们，使荷西联合舰队总兵力达19艘。6日，联军收到情报，一支在迪凯纳护航下的谷物船队正从热那亚驶来。德•鲁伊特令舰队下锚。他将要在此迎击法国舰队。而迪凯纳却不愿在此与荷兰人交战。他熟悉海情，这处水域受潮汐影响大，而风势时常较弱，需要大桨船辅助作战。他的20艘战舰将难以施展战术动作。可在当日黄昏时刻，两支舰队还是相遇了。第二天，迪凯纳决心交战，于是向敌进发。当与荷西舰队接近时，风向为东偏南，德•鲁伊特占据上风。法国军官一致请求迪凯纳不要贸然进攻，仅保持战列队形，进行远程炮战，迪凯纳应许了。荷兰人没有以上风优势位置发起进攻，原因很可能是认为进攻严整的法军战列并不值得。德•鲁伊特知道他的舰队正好处在法国护航舰队与其目的地之间，因此迪凯纳必然要率先进攻，这位防守大师便可在此时寻隙破敌。这一天的作战遂以两条战列线间的零星炮战结束。

1月8日，风向转为西偏南，法国舰队转而占据上风。迪凯纳遂于上午8时开始全线进攻。他的战术一如之前击溃西班牙人，令舰队右舷迎风，左转45度，全队同时驱前接敌。法国舰队的战术是极为勇敢，乃至有些鲁莽冒进的。处于这一进攻姿态时，接敌速度诚然很快，但会使部分侧舷火力无法发挥，且让数层帆桅在敌弹道上重叠，易于为敌所损。训练有素的荷兰海军绝非一触即溃的西班牙人可比。德•鲁伊特令队形严整的荷西舰队对处于攻击阵位的法国战舰猛烈炮击，将大部分法舰击伤。位于前卫的60炮战舰完美号(Le Parfait) 、中卫前卫舰56炮的圣哲号(Le Sage)以及其后的两艘大型战舰受损严重，航速降低。法军战列队形受其阻滞，前卫与主队分离，中卫也陷入混乱，给荷军以可乘之机。两个小时后，法军才再次整理好战列。之后的战斗在战术方面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两条战列之间平行交火，杂以前卫、中卫、后卫的逐渐分离，但双方都没有寻求决定性的机动。在此阶段，迪凯纳以其炮力优势逐渐扳回局面。下午时分，当时还是一名舰长的图尔维尔请求进行第二次进攻，击溃弱势的荷兰舰队。但此时风势渐弱，德•鲁伊特又发起纵火船攻势。迪凯纳考虑战舰伤势较重，放弃了进攻。傍晚时分，炮战停息。双方的大桨战船部队都赶到战场，将受损严重的船只拖走。此战后，双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毫无疑问，荷兰人在战术运用上占了上风。在损失方面，荷兰损失战舰一艘，而就人员而言，双方伤亡分别为240人与超过400人，法军要更大。而且迪凯纳突破荷西舰队封锁、向西西里运输物资的行动也失败了。法军在附近下锚三天修补战舰，对德•鲁伊特实在无机可乘，于1月11日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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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迪凯纳在西西里岛以东的奥古斯特（Augusta）海滩外发现了荷西联合舰队。他带来了比之前更强大的舰队，战舰29艘，火炮记2200门。联军舰队是在3月14日从西班牙驶来的，在4月20日接到法军来袭的消息后在此备战。他们拥有战舰27艘，从整体实力而言势均力敌。其中，德•鲁伊特麾下荷舰17艘，火炮1300门。但是，倨傲而无能的西班牙人要求他们派出的海军上将唐•弗朗西斯科•德•拉•塞达（Don Franciso de la Cerda）担任联军司令，理由只是他的军衔更高。德•鲁伊特毫无怨言，自己亲自率领10艘战舰作为前卫，同时将另外7艘战舰作为舰队后卫。下午四时，两军开始交火。风向正南，联军占据上风，而法军战列未得整理完毕。德•鲁伊特见势，打出进攻信号，率前卫冲向法军，与之近战。但其后拉•塞达率领的10艘西班牙战舰竟无动于衷，反而只与迪凯纳所率的法军中卫进行远距离炮战，也没有让舰队向前运动补上前卫与中卫间的缺口。由荷兰舰队组成的后卫也跟随西班牙人，没有投入作战。迪凯纳见状，一方面继续牵制西班牙中卫与荷军后卫，一方面令法军中卫前队猛攻对应的联军战列，集中兵力使德•鲁伊特的前卫与主队分开，并对其实现两面夹攻。德•鲁伊特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盟友竟在如此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他遭到了超过一半的法国战舰围攻，在炮战中被击中右腿，血流如注。在前卫即将被击溃时，荷军后卫终于看清了形势，对法军发起猛攻。由于迪凯纳将主力集中于前部，在后卫便呈现劣势，不得不将战舰调回。重伤的德•鲁伊特被抬到舰尾的小屋中，但他仍不断鼓励军官们奋力突围，与主队会合。七时许，天色变暗，联军遂借助夜色，用桨船拖带受创严重的战舰遁走。法军的追击持续了一小时，也停止了。第二天，海面下起大雾，迪凯纳无法再乘胜追击，只好任由联军撤回锡拉库扎港（Syracuse）。

这是尼德兰战神的最后一战。七天后，1676年4月22日晚9点，17世纪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在荷兰舰队旗舰联合号（Eendracht）上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祖国与大海，享年69岁。曾与之为敌的英王查理二世对德•鲁伊特之子说：“你们的官员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竟让你的父亲，如此伟大的将军，率领这样一支小舰队开赴西西里！” 德•鲁伊特的遗体被装载于铅棺之中，被联合号载回荷兰。尽管法国正与荷兰交战，但听到德•鲁伊特的死讯后，路易十四令法国海军不要拦截运载铅棺的荷兰船只，并命令沿途港口在船队经过时鸣炮致敬。1677年3月18日，荷兰政府为之举行国葬，随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火化。德•鲁伊特的墓碑被安放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处大教堂中，上面刻着荷兰人民对这位将军漂泊一生的结语：“他，闪耀在无暇的荣誉中。”

迪凯纳博得了无与伦比的名望，法国海军也借此声威大震。在这几次作战中，经过数次大战历练的法国水兵的战术水准与作战能力已逐步追赶上世界第一的荷兰人——当然，科尔贝尔采用的军官培养制度也发挥了作用。在荷兰上将去世后，地中海里的荷法联合舰队再也无力阻止迪凯纳对墨西拿与西西里的补给，只得终日困居巴勒莫港（Palermo）的锚地中。

法国大桨舰队统帅维欧尼伯爵决心彻底消除这处隐患。1676年6月1日，迪凯纳率法国舰队29艘战舰来到巴勒莫港外。年轻的图尔维尔驾小艇勘察了港湾地形与法荷舰队下锚情况，拟定了详尽的攻击计划。他以法国战舰前卫的9艘战舰布置于港口东北，一俟风起，便杀入港内，以炮火与纵火船袭击下锚于东侧的联军舰艇。法国舰队主力则居于港外进行支援，兼以拦截逃出的敌舰。第二天，袭击开始了。前卫舰队司令是迪凯纳中将，图尔维尔则与维欧尼伯爵一道在港外静静等待。战斗的过程与英国上将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口之战极为类似。9艘法舰冲入港口，随后迅速插入到其泊位与海岸之间，在极近的距离上开火并放出纵火船。联军战舰匆忙起锚，但西班牙与荷兰人的旗舰不久便相继被纵火船点燃爆沉，继任不久的荷军司令遇难。数艘荷兰战舰冒死突出，但在出港处遭到维欧尼伯爵所率主力的迎头痛击。科尔贝尔重建的海军第一次取得压倒性的大胜：3艘荷兰战舰与5艘西班牙战舰被烧毁，另有4艘战舰因重伤被迫抢滩，才避免沉没。而法军甚至连人员损失也很轻微。联合舰队完全崩溃了。不久后，残存的荷兰分舰队返回国内，而西班牙人再也没有勇气与迪凯纳交战。



热衷于华丽渲染的在法国人看来，东方舰队竟然击败了荷兰，而迪凯纳竟然杀死了荷兰战神，并迅速的杀死了他的继任者。法国舰队被说成是世界上最精锐的海军，迪凯纳被说成了超越德•鲁伊特的天才将领。就事实而言，这不免夸张，但法国海军的迅速崛起确实让列强感到恐惧，让国民感到骄傲。路易十四的陆军已经所向披靡，而法国舰队的“软实力”正不断扩充着，让科尔贝尔为之打造的强大躯壳发挥出越发强大的威力。法国不再仅是欧洲大陆上的危险，守护海峡的英格兰也感受到了太阳王锐不可当的光辉。查理二世甚至与威廉三世结订密约，共同遏制法国海上势力。1678年，路易十四与各国签订系列《奈梅亨条约》（Treaties of Nijmegen），宣告他在法荷战争中的全面胜利，法兰西王国的国势达到了顶峰。踩着英荷两国水兵们的鲜血，踏过德•鲁伊特的尸首，法国海军的全盛期到来了。
   
光辉岁月

战争结束了。查理二世恢复了他奢侈无度的宫廷生活，任由海军纪律败坏在港口之内。威廉三世正忙于为荷兰人重建家园并恢复海外贸易，耗资巨大的主力舰队被重新解散归于各省。但是，法国海军却丝毫没有懈怠。动员起来的法国舰队战船总数199艘，其中载炮40门以上的风帆战舰68艘。科尔贝尔而一方面为舰队更新着最优秀的船只，一方面为海军培养、征募着人才。他建议国王在和平时期将海军投入到对穆斯林海盗的作战上，一方面展现法国作为欧洲基督教国家领袖的地位，一方面将舰队维持在战争状态下，保持其纪律与战斗力。此后数年，法国舰队几乎成为欧洲唯一活跃的常备海军，而军官队伍也在战斗中得到来自实践的培养。

1680年，一场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讨论会在巴黎召开。发起会议的是对海军越来越感兴趣的路易十四，大部分议程由科尔贝尔之子塞涅莱侯爵主持。大会的主要目的是集中相关各种职业的精英——包括政府人员、海军军官、数学家、工程师——为海军建设出谋划策，并将大家的经验与知识应用于战舰设计、制度管理上。会议持续了三个月，路易十四多次到场旁听。作战经验丰富而好辩的迪凯纳与平民出身、被科尔贝尔提拔上来的海军工程师伯纳德•雷诺•德埃里克盖雷（Bernard Renau d’Elicagaray）成为了大会的焦点。雷诺•德埃里克盖雷设计了一种精巧的削木机器，可以极大的节约人力，让国王极感兴趣。会议结束后，路易十四与塞涅莱、迪凯纳与图尔维尔一起让海军工程师将他的神奇机器制造出来，结果发现它过于精密的结构故障频频，国王大笑而去。

到了1681年，法国海军具有正规战舰总计179艘，其中战舰115艘，最大的一级战舰12艘。这支舰队总兵力近四万，其中高级军官1028人。在地中海上，还有三十艘大桨战舰，兵力约三千。在北非的黎波里，迪凯纳与众多将领们正奋力驱逐骚扰地中海贸易的穆斯林海盗。路易十四对这支舰队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欣喜不已，决心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他的光辉。这一次，他的目光放在了北非海盗的老巢，千年古城阿尔及尔。

1682年，一支强大的舰队——集结了东方舰队与西方舰队中最优秀的战舰，来到阿尔及尔港外。这支舰队的总司令是老迈的迪凯纳——他已经70多岁了。在这次行动中，一种全新的舰艇出现在大海之上。1681年，雷诺•德埃里克盖雷首次将可发射榴弹的重型臼炮装载于小型舰艇之上，发明了臼炮艇。这是榴弹在海军中第一次出现。在阿尔及尔城2400码外，5艘每艘装载2门重炮的臼炮艇开始以45度仰角向城内抛射炮弹。随之，迪凯纳令舰队抵近射击，将港口要塞以及港中所有船只摧毁。阿尔及尔一片火海，无数古老的建筑在炮火中坍塌，而这样的场景在两年后再次重现。终于，穆斯林投降了，他们赔偿巨款并释放了所有基督徒奴隶。



然而就在此时，政治的阴谋聚集在这支舰队的缔造者的头顶。大权在握的科尔贝尔忽然被国王所疏远，似乎在一瞬间失宠。除了海军，他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中都不得人心。严苛的税收政策、繁琐的工商业管理条令与冷酷治理腐败的手段让他同时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与官僚所痛恨。而在法荷战争范围扩大后，为了筹集国王的军费，科尔贝尔只有更大力地抽取税收，让他的反对者越来越多。这些势力在路易十四身边找到了另一位掌权的代理人：战争大臣卢瓦（Louvois），形势开始向科尔贝尔不利。他总理国家的财政、工业、文化、海军乃至城市建设等内政事务，工作极为勤勉，而这被反对者们说成是“阴谋”。他的经商头脑为他合法征得一大笔财富，而这被反对者们说成是“贪腐”。同时，法国的财政情况也开始恶化——一般认为，这就是科尔贝尔的财政制度被法荷战争巨大开支所破坏的后果。渐渐的，路易十四开始怀疑这位他信任了二十年的大臣。

科尔贝尔或许会想起二十年前与国王一起扳倒富凯的情形。当时，他如何也不会料到竟会有与富凯同样的境遇。但是，太多的事情要等着他处理。科尔贝尔什么也没做，只是以勤奋的态度冀求重新得到信任。他已63岁了，肾结石与严重的胃病无时不刻地折磨着他，但每天仍坚持工作六小时以上。1683年9月6日，科尔贝尔终于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重压下倒下了。临终时，他仍一心想挽回自己的名誉。他对前来探望的、未来的海军上将乔治•鲁克(George Rooke)说：“我留下的一切都是正当合法的，它们没有让士兵们流过一滴泪，没有让国家损失一分钱。”为了不让反对者们再侮辱他，科尔贝尔的灵柩在夜间秘密下载。一代名臣就此消失，没有人怀念他。直至百年之后，他对于路易十四时代的伟大意义才得到重新审视。这已是后话了。

科尔贝尔之子、与之同名的塞涅莱侯爵接替了海军国务大臣的职务，也接管下了拥有276艘战舰的庞大舰队。相比于他的父亲，塞涅莱在正当年轻时就对海军事务发生的兴趣——那时正当科尔贝尔全面复兴法国舰队。法荷战争结束后，他在父亲的支持下已经开始掌控海军部。之后，他又巡视了全国的港口，成为对航运最为了解的人。塞涅莱基本沿袭了科尔贝尔的政策，只是因为他不再大权在握，无法像他的父亲那样为海军征得更多发展经费。1684年5月，上任不久的他与迪凯纳一道对意大利北部、以支援西班牙（当时法国与西班牙为争夺北非领地展开局部战争）的热那亚邦（Genoa）进行大规模炮击。法国舰队向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倾泻了超过一万三千发炮弹，许多珍贵的遗迹被毁。通过这次行动，塞涅莱确立了在海军中的威信。塞涅莱让法国海军的效率进一步提供。在他父亲的时代，海军部下辖的办事处仅有3个，而在他手中，这一数量很快上升到7个，分理海上贸易、东方舰队事务、西方舰队事务、地中海港口、大西洋港口、殖民以及其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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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法国海军在新任大臣的治理下继续发展时，雄心万丈的路易十四再一次在欧洲大陆上挑起争端。路易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他的虔诚并不体现在对罗马教皇上——他认为，在他的王国中，人人都应该信仰天主教，这也有利于他对国家的控制。路易自中央派出龙骑兵，前往驻扎于地方各新教徒聚集地。他的本意是劝说人们改信天主教，但在地方官吏与卢瓦的操纵下变成了在新教徒家中任意掠夺，打砸抢烧。许多人因此假称改信，躲避这种可怖的行为。路易看到地方各地传来的报告，发现法国已经几乎没有新教徒了。这样一来，黎塞留所保持的宗教宽容政策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1685年10月，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宣布废除亨利四世确立的《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法王的这一举措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数十万法国新教徒害怕遭到进一步迫害，纷纷逃往英国、荷兰乃至北美，法国遭到了新教国家一致的谴责。刚刚从约克公爵之位登基的英王詹姆士二世是一名亲法的天主教徒，此时也遭到国内议会的责难。但路易却不顾一切，固执地推行他的政策，而法国强大的国力竟让各国无计可施。在此背景下，反法势力再次聚集起来。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正与东面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耗资巨大的战争。为了防止路易十四侵略德意志西部，1686年7月，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在坚决反法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的建议下与德意志诸邦、瑞典、荷兰组建了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不久，西班牙也参加其中。至此，欧洲的大部分强国都加入了反法同盟。不久后，法国国王公然侮辱罗马教廷，让教皇也站在同盟一边。太阳王毫不示弱，令实力超过各国总和的法国大军备战。欧洲大战一触即发。

在海峡对岸，一场宫廷阴谋正在酝酿。詹姆士二世原为海军统帅，自他登基以来，英国海军从查理二世的颓废状态中得以迅速恢复发展。但是，他在英格兰全境推行天主教,引起信仰国教的英国人强烈反对。同时，詹姆士的宗教信仰、他与波旁家族的血缘关系以及对法国君主专权制的向往使得他治下的英国实行不利于其国家利益的亲法政策。1687年，他明确拒绝了奥格斯堡同盟的邀请，与路易十四修订密约。国内的反对派不想看到1640年的内战重演，只想等到詹姆士驾崩，由他信仰国教的女儿玛丽（Mary）继位。然而，1688年6月，国王老来得子，让玛丽失掉了继承权。议会再也无法忍受了，遂秘密联系出嫁至荷兰的玛丽与她的丈夫——威廉三世，密谋推翻詹姆士二世。

威廉三世在阿姆斯特丹集结了一万四千人的军队与四百余艘运输船。随后，又以打击海盗为名扩充海军，得到了一支由57艘战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其中大型战舰39艘。路易十四于9月9日收到了荷兰企图袭击英国的情报，他很快通知了詹姆士，并放出话来，让威廉别打詹姆士二世的主意。而英王则只是向荷兰解释，他与路易之间并没有针对荷兰的图谋。要派出一支舰队监视荷兰海岸是完全可行的，如果这样做，威廉要夺取王位就会困难得多。但对海军行动极为敏锐的迪凯纳已于当年2月去世，两位国王都未认识到其后果的严重性，他们都没有用军事力量有效阻止威廉。1688年9月26日，二十万法军越过莱茵河进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War of League of Augsburg）正式开始。由于法军向东而非向北进攻，荷兰陆上安全形势得到保证。三天后，七省议会以避免英法对荷兰实现海陆夹攻为名批准登陆计划。正当路易十四将全部精力投放于德意志境内的陆战时，11月11日，庞大的荷兰运输舰队启航，横渡英吉利海峡。

四天后，威廉三世登陆英格兰，所到之处无不云集响应，不久便进军伦敦。詹姆士二世本占有兵力优势，但他此时还不愿攻击自己的女婿，导致军心涣散。英国上下官员都一致拥护威廉，让詹姆士陷入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首次逃亡失败，但威廉不知拿自己的岳父如何是好，最终还是默许他逃往法国。12月9日，荷兰与英国人就两国合并问题开始谈判。1689年2月13日，英国议会宣布詹姆士二世出逃，王位由其女玛丽与女婿威廉三世继承。英国与荷兰，当时最强大的两个海军国家，统一于同一个国家元首之下。当年9月9日，作为英国国王的威廉三世正式宣布加入奥格斯堡同盟。现在，全欧洲都联合了起来。但路易十四面无惧色。

威廉三世虽然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人们拒绝承认他的王冠，将国教军队包围在其唯一驻扎地：伦敦德里（Londonderry）。路易十四见状，建议詹姆士前往爱尔兰领导天主教军队与威廉作战，并承诺为他提供军队支援。临别时，法王这样说道：“我能赠予你最好的祝福，就是让你我再无相见。”1689年3月18日，詹姆士二世重返爱尔兰，受到了广大天主教徒的支持。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路易十四的六千法国陆军。

这样一来，英法间发生海上冲突的可能性迅速提高，英荷两国组建联合舰队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务。在威廉抵达英格兰时，英国舰队计有一级战舰（英国标准）9艘，二级战舰11艘，三级战舰39艘，4级战舰41艘，五、六级战舰共8艘，海员42000人。威廉登基后，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开工一大批大型战舰。而荷兰正规风帆舰队规模约70艘，但他们还可以迅速招募到大批装备30门以上火炮的武装商船。1689年4月19日，两国就联合舰队问题达成一致：英荷舰队中英国与荷兰的战舰比例为5：3；联军司令由英国指派，荷兰人不论军衔高低都要受其指挥；《航海条例》继续有效。自此，英荷两国海军完成联合，并力对抗法国海军。

但庞大的法国舰队却还没有做好准备。在整体态势上，法国海军的主力仍在地中海沿岸打击穆斯林海盗，尚未卷入路易挑起的全面战争。由于法国几乎在与所有的邻邦交战，作为海军国务大臣的塞涅莱始终没有确定海军的几个重要战略问题。法国海军的作战目的，是出击进攻联合舰队，还是保存实力，支援爱尔兰？法国舰队的主攻方向，是在尼德兰海岸猎杀荷兰商船，还是夺取英吉利海峡制海权？是封锁比斯开湾，还是固守已经夺取的地中海？这些不足，加之路易十四本人对于陆战的重视超过一切，使这支舰队在战争之初没有迅速发挥出作用。但幸运的是，法国人在此时迎来了他们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官：安尼•伊拉里•科唐坦•德•图尔维尔（Anne Hilarion de Costentin de Tourville），也被称为图尔维尔伯爵。如果说科尔贝尔从物质上将法国海军推向强盛，那么图尔维尔正是在无形中的纪律、战术上将法国海军领向了世界之巅。

在巴勒莫海战之后，图尔维尔本不强壮的身体因常年海上生涯而变得更加虚弱——他指挥的战舰参与了法国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几乎所有主要海战。不久，他便因肺部充血而病倒，在战争结束前夕才回到岗位。但是，他的杰出才干使他成为唯一受愤世嫉俗的迪凯纳器重的军官，受到极力举荐。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爆发后，他被授予上将军衔，统领西方舰队，其旗舰是法国最为华丽、最为强大的皇家太阳号——不过此时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由于国王与海军部一直没有指派大规模的作战任务，图尔维尔得以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法国海军的战术发展上。对于这位上将而言，一场胜利的海战与其说是勇气与灵感的交集，不如说高超战术与严密纪律的产品。他更类似于一位思维缜密、学识渊博的战术研究者，而不同于麦勒•布雷泽与迪凯纳那样的勇敢战士。图尔维尔总结法荷战争时期的作战教训，认为英法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军官们难以理解指挥官的意图，反应迟钝，行动散漫。就此问题，他仿效布莱克的《战斗指导》，将战斗队列构成、战列线转换方式、不同风向时的航行规则等海军战术的基本列为条例，作为军官们必须遵守和理解的规章。其后，他又以此为基础，改进了旗语指挥系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专为在航行过程中遭遇紧急情况所设计的快捷信号，可以在突然遇敌时迅速组成战斗队列，或调头撤退。在这一点上，图尔维尔领先了英国人近一百年。

不过，没有等图尔维尔的战术手册问世，法国舰队就与敌人相遇了。在詹姆士二世登陆爱尔兰后，英国对法国可能进一步向爱尔兰输送军队十分担心。一般而言，英吉利海峡受北大西洋西风控制，风高浪急，每年只有五月至九月风浪稍缓，适于风帆舰队作战。但出于对爱尔兰战情的担心，英国海军上将亚瑟•赫伯特（Arthur Herbert）在4月4日便率领19艘适航性较好的大型战舰以及部分小型舰艇出航。他沿爱尔兰南部海岸线自东向西巡航，拦截沿途可能遭遇的一切法国船只。赫伯特的决断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他的对手。5月6日，法国海军中将雷诺堡侯爵（Marquis de Chateaurenault）率24艘三级与四级战舰从布雷斯特出航，护送一支1500人且携带全部武器弹药的法国军队前往爱尔兰西南端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登陆。5月11日，护航舰队到达目的地，进入湾内开始卸载物资。正在此时，赫伯特的19艘战舰出现在海平线之上。雷诺堡见状赶紧将舰队起锚，迎击前来的英国舰队。




两支舰队遭遇时，风向东偏北，位于东北部港湾入口的法国舰队占据上风。赫伯特发现敌方战列完整，扼守湾口，且占有数量优势，不敢贸然进攻。而雷诺堡发现英国战舰普遍较大，炮力较强，加之其任务是护送运输船队，也不愿与之近战，于是在湾口排出战列线，阻挡赫伯特突入。英国舰队随即转入战斗队列，与法军进行远程炮战。这时，一艘英国臼炮艇——是在雷诺•德埃里克盖雷发明后仿制的——向远处的运输船队中发射了数枚燃烧弹，其中一发极为幸运地（臼炮高曲的弹道要准确命中目标十分不易）击中了一艘法国空运输船，燃起了大火。见此情形，雷诺堡驶出湾口，利用上风位置将英国舰队迫出海湾，驶向外海，臼炮也无法再炮击滩头。赫伯特阻止登陆的企图完全落空了。法国运输船队趁机加紧卸货，不久，这支远征军全部安全上岸。两支舰队的远程炮击还持续了四个小时。在炮击过程中，法军炮手的发挥表现得比英国人更好——当然，与所处的上风阵位也不无关系。不少英国战舰的舰体受损，风帆被撕破。英军总伤亡近400人；而雷诺堡所承受代价是40死，93伤。最后，损伤较大的英国舰队率先撤退，于5月22日抵达朴茨茅斯。雷诺堡侯爵则于5月18日返回了布雷斯特，途中还截获了7艘从西印度群岛驶来的荷兰商船。

英国海军的这次失利看似无足轻重，但影响却极为深远。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赫伯特再也无法在爱尔兰南部集结与法军势均力敌的舰队，让运输船在此海域来去自由，还让法国的巡航舰一时肆虐于爱尔兰海。受此强烈冲击的英荷联军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建立一支由50艘以上的战舰所组成的强大舰队，彻底阻隔法国与爱尔兰。而法国的回应是将图尔维尔所率的20艘战舰与雷诺堡联合起来，正式组成西方大舰队，与略占优势的联军抗衡。由于联军海峡舰队的存在，法国海军难以直接参与爱尔兰的军事行动。8月10日，英国海军上将乔治•鲁克率舰队对伦敦德里进行了极为急迫的补给，使得围困局势得以缓解；其后，威廉派出的另一支大军也登陆爱尔兰。然而讽刺的是，由于顾忌已经被他们成功阻止的法国海军，英格兰对爱尔兰的补给仍是那么小心翼翼，让他们的军队在这一年的冬天饱受饥饿疾病之苦。

图尔维尔受命率法国西方舰队在8月中旬在比斯开湾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巡航，随后便返回布雷斯特。在这一年剩下的日子中，他的主要成果是一本专为舰长及以上的指挥官们撰写的可以随身携带以便参考的“口袋书”。内容浅显易懂，只是战术动作加以统一规范化，并为之配上相应的旗语信号。他一心希望以此提高舰队作战的效率。一百艘战舰的庞大舰队，也要能在旗语打出后迅速执行相应动作，这便是战术家图尔维尔的理想。在这些努力下，法国舰队作为整体的战斗力极大的提高了。而他们的敌人——英荷联军——仍在使用1673年由正在爱尔兰指挥作战的詹姆士二世所创设的指挥战术体系。当年3月18日，为最后一支6000人的爱尔兰远征军提供护航后，图尔维尔率36艘战舰于5月1日返回布雷斯特，开始预备夏季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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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90年初，英荷舰队布置于在海峡沿岸的战舰超过80艘，而图尔维尔由于得不到东方舰队的支援，手下调动的战舰只有约60艘。为了进一步降低法国舰队出击的可能性，爱德华•罗素上将（Edward Russell）令海军中将亨利•科尔格鲁（Henry Killgrew）从朴茨茅斯秘密抽调一支由30艘战舰组成的强大舰队，于3月开赴地中海，希望将法国东方舰队封锁在土伦港内，使图尔维尔无法得到援军。但当他们抵达地中海时，发现法国舰队实力太强，封锁土伦的计划根本不可行。于是英国舰队下锚于西班牙东南的加的斯附近，于4月8日与2艘荷兰大型战舰在此汇合，预备在直布罗陀前拦截可能出航的法国战舰。5月初，联合舰队收到了雷诺堡侯爵率7艘法国战舰启航的消息。但突如其来的暴风困住了科尔格鲁，他的战舰受损严重，两艘荷兰战舰桅杆全部折断。英国人只好靠岸修船，雷诺堡乘机偷偷驶过。科尔格鲁接到法国舰队驶出直布罗陀的消息已是一天之后，迅速抛下受损的战舰，启航追击至葡萄牙的特图湾（Tetuan bay）。在湾外，科尔格鲁又与来自直布罗陀的数艘英舰汇合，使其风帆舰队规模达17艘。可是英国舰队驶入港湾时才发现，这里只有2艘法国商船，而且一艘正在扬帆，不久便逃之夭夭。科尔格鲁再次发动追击，因风力转变以失败而告终。雷诺堡再一次成功躲过了强敌的拦截，于6月11日安全抵达布雷斯特。科尔格鲁则返航加迪斯，重整舰队后才起锚回航。至此，海峡两岸的舰队实力基本达成了平衡。

在1689年冬季的惨痛损失后，威廉早就想亲自在爱尔兰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一劳永逸地解决爱尔兰问题。而法国舰队的“龟缩”似乎给了他绝佳的机会。在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后，1690年6月11日，288艘运输船载着威廉三世与一万五千大军驶向爱尔兰，三天后抵达目的地。克劳德雷•苏维尔（Cloudesley Shovell）少将仅率6艘战舰为之护航。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海峡中尤其需要一支强大舰队，策应威廉的登陆，防范可能的危险。但不知完全出于政府机构的低能或是对法国海军的轻视——有充足的资料显示，当时大部分英国海军将领对法国舰队的印象仍只停留在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联合舰队迟迟没有组建。英国人万万不会想到，暂时消失的法国舰队早已积蓄下更为强大的力量。正当英荷海军懈怠之时，图尔维尔出击了。

6月23日，图尔维尔率领由75艘战舰、5艘巡航舰与6艘纵火船组成的强大舰队驶出布雷斯特，随即进入海峡，沿英格兰南岸由西向东进发。驻泊维特岛附近圣海伦娜的英国海军上将赫伯特首先从渔民口中得知了法国大舰队出击的消息，大惊失色。此时，他麾下仅有数艘英国战舰，其他大部分战舰被分散在各处打击私掠船。赫伯特本想西进与返航途中的科尔格鲁联合，但这样也有可能先与危险的法国舰队遭遇。图尔维尔很有可能像1676年进攻巴勒莫港那样成功地袭击英国舰队。因此，赫伯特无法西进，不能固守。为了躲避强敌，也为了集结联合舰队，他立即传令所有战舰起锚出海，向东南方向退去。当他下达这一命令时，7月3日，图尔维尔已经行驶到了圣海伦娜以西。在英国舰队撤退沿途，赫伯特派出所有小艇与轻帆船，四处通告法军来袭的消息，并让所有收到消息的英国与荷兰战舰与之会合。赫伯特连夜航行，7艘荷兰战舰在海军上将科雷里斯•艾维特森（Cornelis Evertsen）的带领下加入了英国人，不久后，又有数艘战舰加入其中。但他们还是在7月5日晨发现了位于西面的法国舰队——联军已经处在图尔维尔的视线之内了。接下来的数天里，散乱的联合舰队始终与法国大舰队保持着目视接触。

逐渐收拢的英荷舰队拥有56艘战舰，4100余门火炮——其中34艘英舰，22艘荷舰，总兵力约两万一千人。而图尔维尔则有75艘战舰，火炮约4600门，总人数约两万八千人。赫伯特让轻帆船捎信至海军部，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处理方式：法国舰队规模达80艘以上（他当时的目视估计），实力远超过英荷舰队。以现状而言，联军不应与法军交战。他认为，只要联合舰队存在，法国大舰队断然不可能追逐其他目标，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补给线也不会受到侵袭。赫伯特计划与法军保持远距离接触，以此牵制其力量。如果有机会与其他舰队会合达成实力均等或优势，再行策划进攻。以今日的观点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英国海军部，各位将军——其中包括罗素上将——却众口一词地认为这是为怯懦所找的借口。他们完全不相信法国舰队有赫伯特描述的那样强大，指责赫伯特持悲观论调、失败主义乃至“叛国行为”。将军们强烈要求主理国政的女王玛丽二世向赫伯特下达进攻命令。1690年7月9日，率舰队行驶至英格兰东南部比奇角（Beachy Cap）的赫伯特上将受到了王后的信函。不进攻，便是抗旨之罪；进攻，全身而退的希望极为渺茫。事已至此，他别无选择。10日清晨，赫伯特打出旗语：战列线排列，转向西进。比奇角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海面风向为东北，联合舰队占据上风。赫伯特的战列线航向西北，右舷迎风。联军方面虽在数量上占有明显劣势，但赫伯特将其主力集中于中卫与前卫，战列中前部基本实现了与法军的势均力敌。他计划以较薄弱的后卫实行远程牵制。荷兰上将科雷里斯•艾维特森率22艘荷兰战舰作为前卫，其中70炮以上的大型战舰6艘，炮力较法军前卫略强，达1374门；赫伯特乘旗舰、100炮战舰君权号（Royal Sovereign，即1637年建造的著名战舰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at seas）位居中卫，指挥21艘战舰，其中15艘炮数在70门以上。因此，联军中卫虽数量不如法军，但炮力相差无几，达1510门。最弱的后卫有战舰13艘，其中9艘炮数在70门以上，受中将拉尔夫•德拉瓦（Ralph Delaval）指挥，总炮力912门。

图尔维尔发现联军舰队逐渐驶近，于是打出信号，组成与联军平行的战列线。虽然在指挥机构上分为前卫中卫后卫，但法军战列却做到了连绵无缺，长达18公里。雷诺堡中将位居86炮战舰大帝号（Le Grand），指挥前卫舰队22艘战舰，总炮数1312门；图尔维尔本人坐镇法国西方舰队旗舰、104炮战舰皇家太阳号——经过改装，其火炮总数略减，但重炮数量却增加了——直接指挥法军中卫25艘，炮数1568门；维克多•安纳•德埃斯特雷——老德埃斯特雷之子——乘86炮战舰壮丽号（Magnifique）指挥后卫23艘战舰，炮数1390门。



上午八时，赫伯特下令进攻。联合舰队转向西南，以90度交角横队驶向法军。图尔维尔下令保持战列线队列，并开始射击。联军的进攻动作完成得极不理想，前后三支分队是分别而不是一起完成机动的——荷兰人迅速发起进攻，后卫迟至九时三十分才开始炮击，而中卫参与作战的时间就更晚。更糟糕的是，赫伯特的意向显然是尽可能地在的保存舰队条件下完成作战，因此由英国战舰组成的中卫与后卫都与对应的法国舰队保持着较远的距离。然而，艾维特森的荷军舰队却完全没有领会总司令的意图，将所有战舰压向法军前卫。这样一来，联合舰队的前卫与中卫之间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必须承认，联军指挥混乱所导致的这种情况正好应证了图尔维尔完善舰队指挥系统与战术统一的必要性。

荷兰人的鲁莽出击是联合舰队所犯的第一个大错，他们糟糕的作战则可算是第二个。22艘荷兰战舰压向法军时，其先导舰并未驶至所对应的法军第一艘战舰位置，而是直接与前卫中部雷诺堡侯爵的大帝号近距离交火。这样一来，荷兰舰队的后部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强大的法军中卫的炮火中，而舰队前部则有遭到法军前卫迂回的危险。如果考虑联合舰队三队的构成，便会发现所谓“集中主力进攻法军后卫”的说法纯属无稽。这样糟糕的进攻完全应归咎于联合舰队糟糕的战术与赫伯特、艾维特森的拙劣指挥。在这时，赫伯特本应以其中卫援救前卫，并尽可能将其带出危险境地，重组的战列线；但他却不知所措地停留在与图尔维尔舰队较远的海面上，甚至连远程炮击也没有展开，任凭艾维特森陷入危机中。在总体态势上，英国战列线中部出现了一个与前卫不相连的弧形“大弓”，其前端，就是笼罩在硝烟与炮焰中的荷兰舰队，其后端，就是正与法军后卫进行牵制性炮击的英军后卫。

雷诺堡发现他的战列前端没有遭到攻击，于是打出旗语，令维莱特•穆塞实施迂回。6艘法舰左舷抢风转向，占据“T”字横头，越过荷军战列前端；随后又恢复队列，与之相对而行，实现了两面夹攻。不久后，又有2艘战舰加入了他们。联军中卫前部的阿士比（Ashby）中将见联军战列出现裂口，随即率数艘战舰前往支援；但他的行动还是没有得到赫伯特的响应，阿士比赶上前卫，却又与中卫主队相分离。图尔维尔见状，下令其中卫前队前驶，与阿士比交战，意欲在此突破英军战列，将其前卫完全孤立开来。

上午十时，雷诺堡的前卫舰队与图尔维尔的中卫前队即将完成对荷军的两面包围。赫伯特见事态危急，派遣战舰，弥补战列线上的破口。中午十二时，他终于将中卫驶近，准备与图尔维尔交战。但当赫伯特主动求战时，图尔维尔已经采取了更高明的战术。他将其中卫后队间距拉长并向后退却，始终处于于英军射程之外，同时将前队前驱，进一步加强对荷兰舰队的进攻。赫伯特对此无计可施，他无法仿效图尔维尔——联军的后卫已经很薄弱了，而且正在受到小德埃斯特雷的猛烈进攻。如果将中卫也前驶，则法军后卫就可以解除顾虑，利用数量优势对联军后卫进行战列线突破，极有可能导致联军的全线崩溃。这样一来，艾维特森的22艘荷舰遭到了法军整个前卫、大半个中卫、约40艘战舰的围攻，而几乎得不到其他盟友的任何支援。许多船只都已丧失航行能力，甚至有一艘64艘战舰，其桅杆被密集的炮火全部击断。赫伯特不仅无力救援荷兰舰队，还要面对法国舰队可能进一步前驱，让他的中卫也遭受两面夹击的威胁。这时，他选择了放弃荷兰人，让联军中卫与后卫的交敌距离渐渐拉开，试图保全英国舰队。

对联军前卫的围攻持续了五个小时，英国舰队总体上保持完好，可是面对损失惨重、无力招架的盟友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艘重伤的荷舰向维莱特•穆塞投降，两艘在法军的炮火下沉入海底。截至此时，无论在驾驭舰队或选择战术上，法国人都远远超过他的英国与荷兰同行。胜利的欢欣让法国舰队一时放松了警惕。下午五时，赫伯特做出了一整天中最英明的决断：他观察到了海峡间的落潮，令联军全体下锚，决定借此撤退，保全余下的战舰。当图尔维尔不久回过神来，他们已经被潮水冲向西方。当法国舰队锚定时，他们已经被带到联军以西三英里处，脱离了最重型火炮的射程。

当夜九时，潮水改变了方向，赫伯特率领残破的联合舰队向西逃往泰晤士河口的安全基地。图尔维尔紧跟其后，但他并未发起全面追击，而是继续排列战列线行进。这样一来，法军中伤势较重、速度较慢的战舰就降低了整只舰队的追击速度。不过，图尔维尔还派出了全部的5艘快速巡航舰，前往攻击英荷舰队中受损严重的战舰，以便在法国主力舰队抵达后将之摧毁。赫伯特一方面试图击退于法国巡航舰的袭扰，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重伤战舰拖慢航速的情况。这时，2艘巡航舰追上了主桅被击断的英国70炮战舰安妮号(Anne),将之烧毁。为了更多完好的战舰能得到拯救，赫伯特决定丢下受损最重、航速最慢的战舰，全速驶往泰晤士河口。在这个夜晚，大批英荷战舰被维莱特的法军前卫或联军自己付之一炬。另有两艘荷兰战舰因进水过多而抢滩，但水兵们决定坚守到最后一刻，顽强地击退了法国巡航舰的多次进攻，竟得以幸存，在战后被拖回荷兰。7月1日，残存的舰队终于抵达泰晤士河口。赫伯特下令移除沿途导航浮标，以防法国舰队追击而来。他又在港湾进行防止纵火船袭击的准备，加强要塞防备，将舰队侧舷向港外下锚。之后，他将指挥权移交给阿士比，回到陆地上。

这一次，确实是赫伯特多虑了。法军止步于唐斯，放弃了溃败的联合舰队。之后，法国大舰队向南驶回勒哈弗尔休整。图尔维尔已经取得了法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上胜利。法军报称在此战中俘获、击沉、烧毁敌舰16至17艘战舰——联军则只承认有11艘——而己方毫发无伤。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法国同时击败了两支曾经控制大洋的伟大海军，同时击败了最强大的两个海上霸主。法国人将此称之为比奇角大捷（La victoire de Bévéziers），将这场胜利记为整个法国海军史上最光辉的瞬间。